第七章 不用秦制的人,只能维持一个相对失败的国家
紫帐汗国现在推行的历法,是刚建帐的时候,以元朝《授时历》为基础,进行改编的。
而且,这个改编,其实也就是做一些名称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么的。毕竟那会儿,紫帐汗国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么。
不过,授时历其实也比较早了。这部立法还是元初制作的,当时元朝刚刚灭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许衡等人,收编南宋的历算官吏,基于南宋的《成历》,制定新的历法。
从《授时历》制定到紫帐汗国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觉得,确实有点长。要换做寻常的中原王朝,应该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历法本身,就是需要经常进行修订的。像两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历法就有十部。不过这年头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连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时历》改了个名蕉大统历》,然后就一直摆烂下去了。所以,这么用着,暂时也没有太大问题。
能做到这一点,估计还是因为授时历底子好。当年,为了制定这部历法,主持测量的学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书,当年大唐开元年间,僧一行等人在全国设立13处观测点,收集文数据,用于制定大衍历。现在大元疆域,已经超过了大唐,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观测,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元初众人,都有个奇怪的情结,就是什么都喜欢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里面带头的那个。看到这个建议,就很高兴,当即批准下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设立了27个观测所,向东进入朝鲜半岛,向西进入河西;最南的观测所深入大海,设置在了南海的岛屿之上,最北的观测所超过了北海,来到了西伯利亚腹地,史称“四海测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
这部历法的精准度,和三百年后的格里高利历相同,而格里高利历就是后世一直沿袭的公历。历史上,用到明末那会儿,历法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差错。
虽然这会儿还是定义上的“古代”,但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越来越快的。授时历制定时的观测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后世的先进。但大元确实太大了,四海测验获得的大量数据起到了力大砖飞的效果,把整体误差给压下去了。
当然,光有历法还不行,关键是如何普及。
农业这东西,在后人眼中,往往一种很土、很低赌工作。进行农业活动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形象。但在这个时代,农业毫无疑问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别巨大,而绝大部分地方显然都和这个上限无关,其原因也是因为技术不足。
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生产的技能,种田当然也不是生就会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长辈进行学习。而且,技术越高,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复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仅靠简单的口耳相传就能学会,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这些系统的知识,必须有专门的人研究,经过专门的整理,然后让大家学习,才能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农业水平可以落后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国近代的所谓农业革命,就起始于当地人学会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个洞,然后再放种子。这其实就是“刀耕火种”里头那个刀耕,但是没人教的话大家就是不会。至于农业革命的核心,则是18世纪后期,出现的铁犁和播种车。
在这种西汉农具普及之前,当地人就是只会用手,将种子直接撒在简单翻作过的土地上。手艺好的农夫可以撒的相对均匀,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后,种子都会因为坑坑洼洼的地面而聚集起来。
等庄稼长出来后,并不是人们印象中一排排,一垄垄,整整齐齐的样子,而是杂乱无章,不但密度不匀,不同植株之间也会互相干扰,导致通风不好,采光不均匀,浇水的效率也很低。
结果就是,连同一块地的庄稼,成熟的时间都能差个几。到收获的时候,也顾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长熟的庄稼一起收割上来。而且这种耕种方法,也使得播种者几乎无法除草——当然了,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庄稼的状态本来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兰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字面意义上的食草民族,啃点野草也是食物了。
这种条件下,当地农业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粮食收种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写成唐诗,就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两颗子”,真饿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况……
别平民,连贵族都尽可能不想在岛上待,因为那里的物质条件一直过于穷酸。当年,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执政的时候,曾经安排公主与英格兰联姻。不过老大公一直关心女儿的状况,后来还专门写信给她,英格兰的伙食似乎很糟糕,问她能否习惯。能让罗斯人都觉得吃的太差,可见当时那边是个什么鬼情况。
所以,要提高农业的水平,首要的就是传播知识。历法也是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
像现在这个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学堂。这里不止是举行祭祀和教育孩,也是传播各种重要知识的场所。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劝农”。所谓劝农,不止是奖励和督促种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宣称朝廷政策,推广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因为哪怕有先进技术,如果无法普及也是没有用的。而只靠民间自发传播的话,推广的速度会非常迟缓。所以,官府必须主动介入,进行宣传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松弛的元朝,都佣通制条格》之类的官方文件,规定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等各种农业政策和规范,写明各种作物应该怎么种、种多少合适之类的事项,连如何搭配的问题,都要细致地进行筹划和规定。哪怕缺乏对基层的管理能力,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为在传统意识里,这就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别人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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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改编,其实也就是做一些名称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么的。毕竟那会儿,紫帐汗国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么。
不过,授时历其实也比较早了。这部立法还是元初制作的,当时元朝刚刚灭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许衡等人,收编南宋的历算官吏,基于南宋的《成历》,制定新的历法。
从《授时历》制定到紫帐汗国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觉得,确实有点长。要换做寻常的中原王朝,应该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历法本身,就是需要经常进行修订的。像两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历法就有十部。不过这年头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连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时历》改了个名蕉大统历》,然后就一直摆烂下去了。所以,这么用着,暂时也没有太大问题。
能做到这一点,估计还是因为授时历底子好。当年,为了制定这部历法,主持测量的学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书,当年大唐开元年间,僧一行等人在全国设立13处观测点,收集文数据,用于制定大衍历。现在大元疆域,已经超过了大唐,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观测,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元初众人,都有个奇怪的情结,就是什么都喜欢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里面带头的那个。看到这个建议,就很高兴,当即批准下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设立了27个观测所,向东进入朝鲜半岛,向西进入河西;最南的观测所深入大海,设置在了南海的岛屿之上,最北的观测所超过了北海,来到了西伯利亚腹地,史称“四海测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
这部历法的精准度,和三百年后的格里高利历相同,而格里高利历就是后世一直沿袭的公历。历史上,用到明末那会儿,历法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差错。
虽然这会儿还是定义上的“古代”,但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越来越快的。授时历制定时的观测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后世的先进。但大元确实太大了,四海测验获得的大量数据起到了力大砖飞的效果,把整体误差给压下去了。
当然,光有历法还不行,关键是如何普及。
农业这东西,在后人眼中,往往一种很土、很低赌工作。进行农业活动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形象。但在这个时代,农业毫无疑问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别巨大,而绝大部分地方显然都和这个上限无关,其原因也是因为技术不足。
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生产的技能,种田当然也不是生就会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长辈进行学习。而且,技术越高,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复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仅靠简单的口耳相传就能学会,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这些系统的知识,必须有专门的人研究,经过专门的整理,然后让大家学习,才能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农业水平可以落后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国近代的所谓农业革命,就起始于当地人学会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个洞,然后再放种子。这其实就是“刀耕火种”里头那个刀耕,但是没人教的话大家就是不会。至于农业革命的核心,则是18世纪后期,出现的铁犁和播种车。
在这种西汉农具普及之前,当地人就是只会用手,将种子直接撒在简单翻作过的土地上。手艺好的农夫可以撒的相对均匀,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后,种子都会因为坑坑洼洼的地面而聚集起来。
等庄稼长出来后,并不是人们印象中一排排,一垄垄,整整齐齐的样子,而是杂乱无章,不但密度不匀,不同植株之间也会互相干扰,导致通风不好,采光不均匀,浇水的效率也很低。
结果就是,连同一块地的庄稼,成熟的时间都能差个几。到收获的时候,也顾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长熟的庄稼一起收割上来。而且这种耕种方法,也使得播种者几乎无法除草——当然了,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庄稼的状态本来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兰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字面意义上的食草民族,啃点野草也是食物了。
这种条件下,当地农业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粮食收种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写成唐诗,就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两颗子”,真饿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况……
别平民,连贵族都尽可能不想在岛上待,因为那里的物质条件一直过于穷酸。当年,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执政的时候,曾经安排公主与英格兰联姻。不过老大公一直关心女儿的状况,后来还专门写信给她,英格兰的伙食似乎很糟糕,问她能否习惯。能让罗斯人都觉得吃的太差,可见当时那边是个什么鬼情况。
所以,要提高农业的水平,首要的就是传播知识。历法也是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
像现在这个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学堂。这里不止是举行祭祀和教育孩,也是传播各种重要知识的场所。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劝农”。所谓劝农,不止是奖励和督促种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宣称朝廷政策,推广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因为哪怕有先进技术,如果无法普及也是没有用的。而只靠民间自发传播的话,推广的速度会非常迟缓。所以,官府必须主动介入,进行宣传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松弛的元朝,都佣通制条格》之类的官方文件,规定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等各种农业政策和规范,写明各种作物应该怎么种、种多少合适之类的事项,连如何搭配的问题,都要细致地进行筹划和规定。哪怕缺乏对基层的管理能力,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为在传统意识里,这就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别人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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