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 大幕拉开之独裁
自解放军建立以来,与陇东集团的关系就一直不清晰,而随着解放军攻占甘陕,政府加入进来,三方关系更为混乱。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明确三方关系,其实就是明确甘陕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正因为如此重要及关键,几乎牵扯到所有人的权益,所以大家才会争论不休,都争相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影响吴安平,使自己的意图能得到体现。
关于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吴安平已经决定,召集甘陕省道县三极官员,在九月底齐聚西峰,到时再将之明确。不过,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议论,倒不妨将大致设想提前透露一二,既是让所有人有个心理准备,也是提供探讨,以备查漏补缺。
决定权在吴安平手中,没有人能影响他,除了夏听白。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指手划脚,无非是依靠穿梭后世的一些认识,在这方面,夏听白有着后世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显然比他更有优势。
受新思潮影响,求学时吴安平曾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贵族、勋阀、寡头、平民、僭主五种政体循环更替。而在《论政治家》一书中,柏拉图又提出整体分类观点,先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平民三种,然后依据是否实行法治,对应产生僭主、寡头和暴民三种政体。他认为,法治的专制政府,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
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政体及对应的僭主、寡头、平民三种变态政体。他则认为,法治的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
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托马斯?霍布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按照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一人掌握主权的君主政体、议会式的贵族政体以及全体臣民大会掌权的民主政体。他放弃了对理想政体的探讨,认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让统治者放弃私利而只谋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会被增进。
虽然对这些政治思想只有粗浅了解,但依然让吴安平得到一个印象:相对于民主,专制并非一定不好;民主政体也可能产生专制,专制政体无碍实现民主。
民国现在有无数人希望实现民主政治,而几乎每一个军政势力都在自我标榜民主,北洋在讲,国民党在讲,共产党也在讲,仿佛只要确立民主政体,扫除政治,就能结束民国乱象,开始中华的复兴。刚开始,吴安平其实就是认为的,但有过穿梭后世的经历后,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政治体制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现在看来,民主和都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只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失去其将毫无意义,或者可以这样说,民主其实就是较低程度的。虽然看上去这个说法有些摸棱两可,但依照历史和现实看,是一个人的,比如君主制;而民主不过是一些人的,比如议会制和内阁制。
民主和是各有利弊的,并不是任何民主都好过,也不是任何都好于民主。最清廉的民主当然好过最腐败的,但这是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它们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很低。相对而言,民主清廉但效率低,高效但易腐败,用民主的优点去比较的缺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正如反过来拿民主的缺点去比较的优点。
后世最多做出对比的,应该是另一种极端情境,即最高效的和最腐败的民主的比较。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无效率的民主远远比不上清廉高效的,比如象明代的文官首辅内阁制度。但在迷恋民主的人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坏的民主也强过最好的。
吴安平记得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著名的西方将领,在强敌压境之时,还在跟美女共进晚餐,有人就此讽刺,他却回敬道:“无法提供人民想吃的食物的政府,根本没必要替它卖命。这是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
如果照这样的民主原则推论,那看到满人入关大肆屠戮汉人时,就不必愤恨为何即便这样,百姓仍对汉族明王朝如此绝情,而义无反顾投入篡汉满贼的怀抱了。毕竟相对于仁人志士的一腔热血和盲目喊口号,有吃有喝才是最实际的。或许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历史,历史证明,其实政治体制对百姓人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还不如一个馒头一碗粥。
那些在明亡时纷纷杀身成仁的人,不能说他们不可敬,也不能说他们愚蠢,但对比明史上那些木匠皇帝、好色皇帝、将军皇帝,两者总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地讽刺。而清末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共和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主了共和了,百姓却更陷于饥饿战火,处境反不如前,这同样也有那么一点点讽刺。
西风东渐,无数民族精英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却不知贫民百姓对此全无兴趣。吴安平倒是觉得,关注其政体的民主形式,不如关注其政体背后体现的人文思想。
中国史书上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话的:“国家灭亡是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跟个人的幸福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对不少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由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只要人还在,这个政治实体改变一下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以,国家和个人比起来,个人是本,国家是末,个人重于国家,如崖山十万军民蹈海殉宋似乎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中国历代包括民国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国家是一台大机器,百姓是螺丝钉,只要每个螺丝钉都乖乖呆在它该呆的地方,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天下就能太平。所以一遇到有些棱角毛刺的,就要防患于未然,赶紧锉平它,不然就换掉。对于国家来说,人只是小零件,无血亦无肉,过得好全拜国家所赐,若是倒霉遭到国家遗弃或背叛,那也是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不是为个人私利。
对西方的一贯观点而言,每个个体的人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个人的光辉远远压倒了国家,个人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国家,人民一词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当然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人只是用来填进国家这台巨大的怪物机器的零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中,人命都如同草芥。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前过去,却并没有人真正这么以为。
国家灭亡比不上个人幸福,这当然太极端,吴安平也无法接受,但对这些思想所体现的对个人的重视精神,他却很认同。“莫谈国事”这四个字就是剥夺发言者政治权利的宣告,而政治一定会对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吴安平不想受到这样的报复。
当前,甘陕由于军阀长期残酷掠夺,再加混战连年,人祸天灾之下,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工业更几乎为零,无从发展,整个经济千疮百孔,就是一个烂摊子。要在最短时间,改变甘陕民生凋敝的贫瘠面貌,吴安平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采用效率最高的政体,而且是一人政体。
相对于民主政体,政体效率虽高,但有易催生腐败的弊端,一人的体制比之政党更进一步,这方面的弊端自然更容易凸显。但吴安平认为,这样的体制加之任何人任何团体,或许都难以避免腐败行为的泛滥,唯独只有他自己,才有能力或有条件,在一人的体制下,实现高效政治与清廉政治的完美结合。
原因很简单,由于引擎的存在,吴安平是施予者,而不是被供养者。对甘陕百姓,他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既不需要以民养军,也不需要残民肥己,更不需要掠夺少数人财富以集中资源服务多数人,恰恰相反,他是要将利用引擎搜刮的后世资源及列国财富,反哺民间,向多数人倾斜,却同样扶持少数。
这同样也是夏听白的意见。后世有许多例证,民主并非灵丹妙药,而专制也非洪水猛兽,国家要施行哪一种体制,要结合传统与实际,而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检验其是否适合国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种体制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无提高。如果吴安平在现阶段去搞民主,与人分享权力,实际上对甘陕建设反是掣肘。
夏听白对吴安平是这么说的:“你其实是塑造者,有条件有能力,同时也有义务,将一切事务引导入预设轨道。有后世的经验及教训可以参考,足以保证预设轨道,将朝正确的方向延伸。而等到其形成自我运转及自我完善的体系,你再抽身出来,这样才算完成完整的塑造过程。政治体制也是一样,你可以用的力量去塑造及推行民主,这并非不可能。”
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吴安平所确定的陇东集团、甘陕政府及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原则是这样的:组建三方协调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吴安平任委员长;甘陕政府改组为西北自治政府,由吴安平担任执政;自治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三者并行,原则上互不干涉,三方最高首脑均为吴安平;通过三方协调委员会,由陇东集团居中,为自治政府、解放军提供支持。
在这样的架构中,最高权力系于吴安平一身,这当然是最彻底的,但这种体制在会议上透露后,底下反而没人提出反对。这种架构其时跟当前施行的没有两样,最高权力本就在吴安平身上,而单单多出一个三方协调委员会,并没有损害众人权益,这虽然没有符合大家最好地期望,但也没令大家失望,当然可以接受。
或许只有杨虎城最失望,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其实觉得理所当然。有谁见过掌权者会拿出权力要与人分享的?但随即,吴安平接下来的话,却让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等大吃一惊,而杨虎城反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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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权架构及政治体制,吴安平已经决定,召集甘陕省道县三极官员,在九月底齐聚西峰,到时再将之明确。不过,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议论,倒不妨将大致设想提前透露一二,既是让所有人有个心理准备,也是提供探讨,以备查漏补缺。
决定权在吴安平手中,没有人能影响他,除了夏听白。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指手划脚,无非是依靠穿梭后世的一些认识,在这方面,夏听白有着后世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显然比他更有优势。
受新思潮影响,求学时吴安平曾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贵族、勋阀、寡头、平民、僭主五种政体循环更替。而在《论政治家》一书中,柏拉图又提出整体分类观点,先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平民三种,然后依据是否实行法治,对应产生僭主、寡头和暴民三种政体。他认为,法治的专制政府,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
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分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政体及对应的僭主、寡头、平民三种变态政体。他则认为,法治的共和政体是最理想的。
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托马斯?霍布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按照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一人掌握主权的君主政体、议会式的贵族政体以及全体臣民大会掌权的民主政体。他放弃了对理想政体的探讨,认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让统治者放弃私利而只谋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会被增进。
虽然对这些政治思想只有粗浅了解,但依然让吴安平得到一个印象:相对于民主,专制并非一定不好;民主政体也可能产生专制,专制政体无碍实现民主。
民国现在有无数人希望实现民主政治,而几乎每一个军政势力都在自我标榜民主,北洋在讲,国民党在讲,共产党也在讲,仿佛只要确立民主政体,扫除政治,就能结束民国乱象,开始中华的复兴。刚开始,吴安平其实就是认为的,但有过穿梭后世的经历后,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政治体制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现在看来,民主和都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只是相对而言的民主,失去其将毫无意义,或者可以这样说,民主其实就是较低程度的。虽然看上去这个说法有些摸棱两可,但依照历史和现实看,是一个人的,比如君主制;而民主不过是一些人的,比如议会制和内阁制。
民主和是各有利弊的,并不是任何民主都好过,也不是任何都好于民主。最清廉的民主当然好过最腐败的,但这是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它们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很低。相对而言,民主清廉但效率低,高效但易腐败,用民主的优点去比较的缺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正如反过来拿民主的缺点去比较的优点。
后世最多做出对比的,应该是另一种极端情境,即最高效的和最腐败的民主的比较。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无效率的民主远远比不上清廉高效的,比如象明代的文官首辅内阁制度。但在迷恋民主的人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坏的民主也强过最好的。
吴安平记得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著名的西方将领,在强敌压境之时,还在跟美女共进晚餐,有人就此讽刺,他却回敬道:“无法提供人民想吃的食物的政府,根本没必要替它卖命。这是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
如果照这样的民主原则推论,那看到满人入关大肆屠戮汉人时,就不必愤恨为何即便这样,百姓仍对汉族明王朝如此绝情,而义无反顾投入篡汉满贼的怀抱了。毕竟相对于仁人志士的一腔热血和盲目喊口号,有吃有喝才是最实际的。或许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历史,历史证明,其实政治体制对百姓人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还不如一个馒头一碗粥。
那些在明亡时纷纷杀身成仁的人,不能说他们不可敬,也不能说他们愚蠢,但对比明史上那些木匠皇帝、好色皇帝、将军皇帝,两者总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地讽刺。而清末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共和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主了共和了,百姓却更陷于饥饿战火,处境反不如前,这同样也有那么一点点讽刺。
西风东渐,无数民族精英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却不知贫民百姓对此全无兴趣。吴安平倒是觉得,关注其政体的民主形式,不如关注其政体背后体现的人文思想。
中国史书上是找不到类似这样的话的:“国家灭亡是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跟个人的幸福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对不少西方人来说,国家只是由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只要人还在,这个政治实体改变一下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以,国家和个人比起来,个人是本,国家是末,个人重于国家,如崖山十万军民蹈海殉宋似乎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中国历代包括民国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国家是一台大机器,百姓是螺丝钉,只要每个螺丝钉都乖乖呆在它该呆的地方,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天下就能太平。所以一遇到有些棱角毛刺的,就要防患于未然,赶紧锉平它,不然就换掉。对于国家来说,人只是小零件,无血亦无肉,过得好全拜国家所赐,若是倒霉遭到国家遗弃或背叛,那也是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不是为个人私利。
对西方的一贯观点而言,每个个体的人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个人的光辉远远压倒了国家,个人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国家,人民一词充满人文主义光辉。当然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人只是用来填进国家这台巨大的怪物机器的零件,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中,人命都如同草芥。孟子在几千年前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前过去,却并没有人真正这么以为。
国家灭亡比不上个人幸福,这当然太极端,吴安平也无法接受,但对这些思想所体现的对个人的重视精神,他却很认同。“莫谈国事”这四个字就是剥夺发言者政治权利的宣告,而政治一定会对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吴安平不想受到这样的报复。
当前,甘陕由于军阀长期残酷掠夺,再加混战连年,人祸天灾之下,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工业更几乎为零,无从发展,整个经济千疮百孔,就是一个烂摊子。要在最短时间,改变甘陕民生凋敝的贫瘠面貌,吴安平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采用效率最高的政体,而且是一人政体。
相对于民主政体,政体效率虽高,但有易催生腐败的弊端,一人的体制比之政党更进一步,这方面的弊端自然更容易凸显。但吴安平认为,这样的体制加之任何人任何团体,或许都难以避免腐败行为的泛滥,唯独只有他自己,才有能力或有条件,在一人的体制下,实现高效政治与清廉政治的完美结合。
原因很简单,由于引擎的存在,吴安平是施予者,而不是被供养者。对甘陕百姓,他没有任何的利益诉求,既不需要以民养军,也不需要残民肥己,更不需要掠夺少数人财富以集中资源服务多数人,恰恰相反,他是要将利用引擎搜刮的后世资源及列国财富,反哺民间,向多数人倾斜,却同样扶持少数。
这同样也是夏听白的意见。后世有许多例证,民主并非灵丹妙药,而专制也非洪水猛兽,国家要施行哪一种体制,要结合传统与实际,而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检验其是否适合国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种体制下,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无提高。如果吴安平在现阶段去搞民主,与人分享权力,实际上对甘陕建设反是掣肘。
夏听白对吴安平是这么说的:“你其实是塑造者,有条件有能力,同时也有义务,将一切事务引导入预设轨道。有后世的经验及教训可以参考,足以保证预设轨道,将朝正确的方向延伸。而等到其形成自我运转及自我完善的体系,你再抽身出来,这样才算完成完整的塑造过程。政治体制也是一样,你可以用的力量去塑造及推行民主,这并非不可能。”
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吴安平所确定的陇东集团、甘陕政府及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原则是这样的:组建三方协调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吴安平任委员长;甘陕政府改组为西北自治政府,由吴安平担任执政;自治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三者并行,原则上互不干涉,三方最高首脑均为吴安平;通过三方协调委员会,由陇东集团居中,为自治政府、解放军提供支持。
在这样的架构中,最高权力系于吴安平一身,这当然是最彻底的,但这种体制在会议上透露后,底下反而没人提出反对。这种架构其时跟当前施行的没有两样,最高权力本就在吴安平身上,而单单多出一个三方协调委员会,并没有损害众人权益,这虽然没有符合大家最好地期望,但也没令大家失望,当然可以接受。
或许只有杨虎城最失望,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其实觉得理所当然。有谁见过掌权者会拿出权力要与人分享的?但随即,吴安平接下来的话,却让孙良诚、李虎臣、卫定一等大吃一惊,而杨虎城反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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