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三章变化
马福祥的回电很及时,但内容却让马鸿宾及马鸿逵都不太满意。
电文的意思有三个。
其一,若冯玉祥掌控西北,诸马势力仍可维持,故当为西北军复甘创造条件,助其征兵及筹备军需。其二,为防万一,应主动适应解放军政策。河州老家应先行将圈占土地发还乡民,并弥补过错处置作恶者,而诸人也应严格约束自身及部众,莫要惹起民愤。其三,北伐进展如火如荼,现正设法与蒋中正接触,以取得其支持,为诸马另觅生机。
马鸿宾猜想马福祥蛰居京津,或受舆论影响,太过关注北伐,却不深知解放军盘踞甘陕,实比军更为可怖,才依然有左右逢源之心,而不明白祸端已在眉睫。不过情况复杂,凭电文无法解释清楚,他虽有意向解放军靠拢,但多年以来深受马福祥恩惠,并不想违背其意,这也是无可奈何。
马鸿逵则对主动归还土地等措施不满。男人不可一日无权,更不可一日无财,在他看来,这些举措都是在消减自家的财富。若真安分守已,做一土财主,先不说日常享受能否维持,只无钱养兵就让他难以接受。没有兵就没有势力,没有势力就没有权力,如果既无财又无权,那活着根本没有意义。不过马福祥是他亲父,既有指示下来,再不情愿也要照做。
吴安平并不知道宁夏马家竟有这多曲折心思,这两天他其实一直都很忙碌。
在庆阳他借助山形地势,利用d-7引擎整理出了三块巨大的场地,准备用来存放诸如铁矿、铜矿、煤炭、木料、水泥等矿产物资,非为储备,而是将来造好铁路,这里会是一个中转地,将各类物资运往各地。未雨绸缪,铁路虽还没影,倒不妨先将集散货场弄个大概模样。场地整理好之后,他立即从西澳转运了一批铁矿石回来,正好填满其中一个货场,算起来有两百万吨,看上去很多,却还不到他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挨着货场不远,他选了几个地势较高的所在,利用引擎挖出了一些地下洞窟,每个大约有两三万立方。用不了多久,将以这些洞窟为基础,修建一片石油储备库,总计应该在二十多万立方,这在后世其实只能算中等规模。这其实也是一个货场,由这里可以将石油通过铁路,源源不断运往各地。
就在吴安平从庆阳返回之际,蒋百里一行人也踏上董志塬,离西峰不过几十里路程。
蒋百里此行目的,其实并不如他对吴佩孚所言,仅只为缓解直系面临的恶局。其实,此时吴佩孚真正的参谋长是景富戎,蒋百里不过挂个虚职而已。同样,他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那里,挂名总参议,也只是个虚职。他虽仰慕吴佩孚风骨,两人私交甚笃,但在应对军北伐一事上,他却对吴佩孚乃至孙传芳很是失望。
第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时,曾找蒋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蒋百里认为讨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托词已不熟悉北方情况,拒绝参与其中。吴佩孚便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防止西南军趁虚北伐。蒋百里虽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要冲,却因吴佩孚对毫无渊源的自己,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而加深了好感。
其间,蒋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已生剧变,便对侄儿说:“子玉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他即赶到秦皇岛与吴佩孚见了面。
蒋百里认为吴佩孚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局势已难起死回生,但事已至此,吴佩孚却仍不承认自己失败。两人意见相左,蒋百里稍住几天,便由天津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蒋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如获至宝一般把他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后吴佩孚战败南下汉口,东山再起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与此同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佩孚主持全局,并请蒋百里任联军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当时,蒋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联系,便欣然赴约。
蒋百里作为标准的中国军人,自然希望国家统一,他打算先团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但是吴佩孚的打算,却与蒋百里的设想大相径庭,吴佩孚想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
蒋百里虽百般告诫吴佩孚不可四面树敌,尤其不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于是,他只好请假回上海,随即向吴佩孚电请辞职。吴佩孚见他用的是明电,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恰如蒋百里所料。湖南唐生智受吴佩孚所迫,将部队改称国民军,并请老师蒋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蒋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在广州晋见了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而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总参谋长,蒋百里不愿就任,但见孙传芳求之诚恳,便介绍丁文江自代。
蒋百里对孙传芳的期望,也如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其与军合作。他甚至向孙传芳提出具体建议:五省联军沿津浦线,军沿京汉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随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想争取孙传芳的合作。但孙传芳本有意取代吴佩孚,又觉军队士气可用,自然心口不一,暗中要与军一决雌雄。蒋百里看在眼中,当然失望透顶。
此前,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湖北威胁武汉三镇,北洋直系实际已大厦将倾,蒋百里在这紧要关头仍要赶赴武汉,便是想尽最后努力,劝吴佩孚改弦易张犹未为晚。当时,直军已在汀泗桥、贺胜桥惨败,明眼人都看出武汉已不足守,但吴佩孚却不服输,认为在武汉城前,仍可重创军主力。
吴佩孚感念蒋百里好意,但在这种情势下与南军议和,实际对他来说就是投降,这让感到莫大屈辱,坚决不能听从其劝。不过,吴佩孚不肯认败只是性格使然,他其实自知直军已处危难之中,所以对蒋百里提出的入甘联系解放军之议极为赞同,亲自安排互为车马,希望他此行能有收获,莫让直军值此危难之际再雪上加霜,被解放军攻入豫西南。
蒋百里只带了几个卫士,一路轻车简行,先由鄂入豫,再经洛阳西行到了潼关。未到洛阳之前,武汉方面就有战报传出,直军在汉口战败,吴佩孚已登车北上河南,蒋百里详细询问经过,才知道是他学生唐生智,推动了这一幕提前发生。
吴佩孚困守武汉,见孙传芳拒不出兵,只能暂将解放军的威胁放置脑后,向河南直军发布调令,希望数万主力南下能挽救危局。但统率河南直军的那些将领,都是原先第一军总司令靳云鹗的部下,在吴佩孚解除靳云鹗一切职务后,这些将领深感不满,驻防河南还无问题,奉调南下后,抵达与豫鄂边境便不愿前行。
从河南信阳到湖北广水的六十多公里铁路线上,沿途都停满了拥挤着士兵的军车。高汝桐和阎日仁两位主力师长,带领全体营长以上军官,到鸡公山上的“争气楼”去晋见靳云鹗,请求他带领队伍去武汉。而靳云鹗因没得到吴佩孚的命令,坚决不下山,队伍也就仍不出发。
吴佩孚得知这些情况,在景富戎苦苦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恢复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兼任前敌总指挥。靳云鹗接到电报,这才从鸡公山下来,带领两个主力师驰援武汉。不过吴佩孚对靳云鹗的怨恨并没有消除,他将武汉的防御重任交由刘玉春担当,而没选择靳云鹗。
刘玉春坐镇武昌兼领三镇,暂时固守待援。汉阳、汉口虽战略价值不大,但吴佩孚也不敢轻心,因刘佐龙部是鄂籍部队,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便大加笼络,委任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在汉口就职,所部驻防汉阳及襄河一线。
此时,先前被吴佩孚杀得人仰马翻的唐生智,投靠广东政府之后,就任了国民军第八军的军长,在北伐捷报连传的刺激下,他那曾受过挫折的权欲瘾,又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变得越来越膨胀起来。他想实现问鼎中原的功业,这时控制武汉三镇便成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在汀泗桥、贺胜桥与吴佩孚直军主力激战的是第四军,他的第八军只担负着沿粤汉铁路以西从左翼配合正面战场的任务,由于吴佩孚的主力主要集中在粤汉铁路,两翼的防御十分薄弱,因此第八军很快控制了武汉上游长江沿岸的几个重要据点,并有一部分队伍渡过了长江,由长江北岸直逼汉阳。
此时国民军粤系第四军、桂系第七军正在围攻武昌,不过武昌城池坚厚、深沟高垒,没有周密的部署和准备,根本不可能将之攻克,北伐军发起的几次冲锋都已失败告终。唐生智得知直军驻守汉口和汉阳的,只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便想将之策反,使第八军建立一个奇功,并先行抢占汉阳、汉口。
唐生智以国民军西路军总指挥的名义,通过在军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与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策动刘佐龙归顺广东国民政府,答应其易帜之后,立刻将他的队伍扩编为军,委以第十五军军长兼湖北省保安司令的重任。同时,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转交给了刘佐龙,晓以利害。
刘佐龙衡量形势,感觉吴佩孚已到末境,便答应转投军。随后,在北伐军何键部攻打汉阳城时,刘佐龙命令在怀善堂、河舶所等处部署的大炮,调转炮口,猛轰龟山禹王宫北洋军高汝桐指挥部,以掩护军进攻,并炮击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这才逼得吴佩孚仓惶北逃。
武昌虽还有刘玉春在坚守,但连吴佩孚这时也承认,直系已再无回天之力。这种情况下,蒋百里的甘陕之行,似乎承担的使命更为重大。不过在蒋百里的心中,直系的将来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中国的将来,他这次到西峰,更重要的是想弄明白,吴安平究竟是又一个新军阀,还是推动南北统一的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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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宾猜想马福祥蛰居京津,或受舆论影响,太过关注北伐,却不深知解放军盘踞甘陕,实比军更为可怖,才依然有左右逢源之心,而不明白祸端已在眉睫。不过情况复杂,凭电文无法解释清楚,他虽有意向解放军靠拢,但多年以来深受马福祥恩惠,并不想违背其意,这也是无可奈何。
马鸿逵则对主动归还土地等措施不满。男人不可一日无权,更不可一日无财,在他看来,这些举措都是在消减自家的财富。若真安分守已,做一土财主,先不说日常享受能否维持,只无钱养兵就让他难以接受。没有兵就没有势力,没有势力就没有权力,如果既无财又无权,那活着根本没有意义。不过马福祥是他亲父,既有指示下来,再不情愿也要照做。
吴安平并不知道宁夏马家竟有这多曲折心思,这两天他其实一直都很忙碌。
在庆阳他借助山形地势,利用d-7引擎整理出了三块巨大的场地,准备用来存放诸如铁矿、铜矿、煤炭、木料、水泥等矿产物资,非为储备,而是将来造好铁路,这里会是一个中转地,将各类物资运往各地。未雨绸缪,铁路虽还没影,倒不妨先将集散货场弄个大概模样。场地整理好之后,他立即从西澳转运了一批铁矿石回来,正好填满其中一个货场,算起来有两百万吨,看上去很多,却还不到他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挨着货场不远,他选了几个地势较高的所在,利用引擎挖出了一些地下洞窟,每个大约有两三万立方。用不了多久,将以这些洞窟为基础,修建一片石油储备库,总计应该在二十多万立方,这在后世其实只能算中等规模。这其实也是一个货场,由这里可以将石油通过铁路,源源不断运往各地。
就在吴安平从庆阳返回之际,蒋百里一行人也踏上董志塬,离西峰不过几十里路程。
蒋百里此行目的,其实并不如他对吴佩孚所言,仅只为缓解直系面临的恶局。其实,此时吴佩孚真正的参谋长是景富戎,蒋百里不过挂个虚职而已。同样,他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那里,挂名总参议,也只是个虚职。他虽仰慕吴佩孚风骨,两人私交甚笃,但在应对军北伐一事上,他却对吴佩孚乃至孙传芳很是失望。
第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在北京主持讨奉军事时,曾找蒋百里密谈,请他同往伐奉。蒋百里认为讨奉之战仍为军阀混战,便托词已不熟悉北方情况,拒绝参与其中。吴佩孚便又请他指挥两师军队开到湖南,防止西南军趁虚北伐。蒋百里虽更不愿置身于南北战争要冲,却因吴佩孚对毫无渊源的自己,不惜寄以腹心之任,因而加深了好感。
其间,蒋百里去看望在清华大学任教授的侄儿慰堂,忽见城门关闭,大街上到处张贴“陆军检阅使冯”的告示,知道直系内部已生剧变,便对侄儿说:“子玉是完了,当他危困的时候,我得前去看他一趟。”当天,他即赶到秦皇岛与吴佩孚见了面。
蒋百里认为吴佩孚四面树敌,南北两面作战,局势已难起死回生,但事已至此,吴佩孚却仍不承认自己失败。两人意见相左,蒋百里稍住几天,便由天津南下上海。这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拉拢士官同学,闻蒋百里南下,便到处找寻,如获至宝一般把他请了去,任命为总参议。
后吴佩孚战败南下汉口,东山再起成立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与此同时,孙传芳也在杭州召开五省联军会议,请吴佩孚主持全局,并请蒋百里任联军参谋长,统一指挥,以便制胜奉军。当时,蒋百里已与湖南唐生智商量,派门人刘文岛、李拯中两人与广州方面取得联系,便欣然赴约。
蒋百里作为标准的中国军人,自然希望国家统一,他打算先团结直系内部,然后从中牵线,使直系与广东的新兴力量结合,共同伐奉,达成南北统一。但是吴佩孚的打算,却与蒋百里的设想大相径庭,吴佩孚想先打冯玉祥,再打张作霖,先消灭唐生智,再荡平两广。
蒋百里虽百般告诫吴佩孚不可四面树敌,尤其不可两面作战,过问湖南的事,奈何吴的联奉伐冯的计划已经成熟,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于是,他只好请假回上海,随即向吴佩孚电请辞职。吴佩孚见他用的是明电,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恰如蒋百里所料。湖南唐生智受吴佩孚所迫,将部队改称国民军,并请老师蒋百里与刘文岛为湘军全权正副代表,到广东接洽北伐问题。因蒋百里已回上海,刘文岛衔命先行,在广州晋见了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而此时,孙传芳也约请百里任五省联军总参谋长,蒋百里不愿就任,但见孙传芳求之诚恳,便介绍丁文江自代。
蒋百里对孙传芳的期望,也如过去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想撮合其与军合作。他甚至向孙传芳提出具体建议:五省联军沿津浦线,军沿京汉线,两路并进,会师京津,以统一全国为最后目标。随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到南京,想争取孙传芳的合作。但孙传芳本有意取代吴佩孚,又觉军队士气可用,自然心口不一,暗中要与军一决雌雄。蒋百里看在眼中,当然失望透顶。
此前,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湖北威胁武汉三镇,北洋直系实际已大厦将倾,蒋百里在这紧要关头仍要赶赴武汉,便是想尽最后努力,劝吴佩孚改弦易张犹未为晚。当时,直军已在汀泗桥、贺胜桥惨败,明眼人都看出武汉已不足守,但吴佩孚却不服输,认为在武汉城前,仍可重创军主力。
吴佩孚感念蒋百里好意,但在这种情势下与南军议和,实际对他来说就是投降,这让感到莫大屈辱,坚决不能听从其劝。不过,吴佩孚不肯认败只是性格使然,他其实自知直军已处危难之中,所以对蒋百里提出的入甘联系解放军之议极为赞同,亲自安排互为车马,希望他此行能有收获,莫让直军值此危难之际再雪上加霜,被解放军攻入豫西南。
蒋百里只带了几个卫士,一路轻车简行,先由鄂入豫,再经洛阳西行到了潼关。未到洛阳之前,武汉方面就有战报传出,直军在汉口战败,吴佩孚已登车北上河南,蒋百里详细询问经过,才知道是他学生唐生智,推动了这一幕提前发生。
吴佩孚困守武汉,见孙传芳拒不出兵,只能暂将解放军的威胁放置脑后,向河南直军发布调令,希望数万主力南下能挽救危局。但统率河南直军的那些将领,都是原先第一军总司令靳云鹗的部下,在吴佩孚解除靳云鹗一切职务后,这些将领深感不满,驻防河南还无问题,奉调南下后,抵达与豫鄂边境便不愿前行。
从河南信阳到湖北广水的六十多公里铁路线上,沿途都停满了拥挤着士兵的军车。高汝桐和阎日仁两位主力师长,带领全体营长以上军官,到鸡公山上的“争气楼”去晋见靳云鹗,请求他带领队伍去武汉。而靳云鹗因没得到吴佩孚的命令,坚决不下山,队伍也就仍不出发。
吴佩孚得知这些情况,在景富戎苦苦要求下,才勉强同意恢复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并兼任前敌总指挥。靳云鹗接到电报,这才从鸡公山下来,带领两个主力师驰援武汉。不过吴佩孚对靳云鹗的怨恨并没有消除,他将武汉的防御重任交由刘玉春担当,而没选择靳云鹗。
刘玉春坐镇武昌兼领三镇,暂时固守待援。汉阳、汉口虽战略价值不大,但吴佩孚也不敢轻心,因刘佐龙部是鄂籍部队,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便大加笼络,委任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在汉口就职,所部驻防汉阳及襄河一线。
此时,先前被吴佩孚杀得人仰马翻的唐生智,投靠广东政府之后,就任了国民军第八军的军长,在北伐捷报连传的刺激下,他那曾受过挫折的权欲瘾,又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变得越来越膨胀起来。他想实现问鼎中原的功业,这时控制武汉三镇便成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在汀泗桥、贺胜桥与吴佩孚直军主力激战的是第四军,他的第八军只担负着沿粤汉铁路以西从左翼配合正面战场的任务,由于吴佩孚的主力主要集中在粤汉铁路,两翼的防御十分薄弱,因此第八军很快控制了武汉上游长江沿岸的几个重要据点,并有一部分队伍渡过了长江,由长江北岸直逼汉阳。
此时国民军粤系第四军、桂系第七军正在围攻武昌,不过武昌城池坚厚、深沟高垒,没有周密的部署和准备,根本不可能将之攻克,北伐军发起的几次冲锋都已失败告终。唐生智得知直军驻守汉口和汉阳的,只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便想将之策反,使第八军建立一个奇功,并先行抢占汉阳、汉口。
唐生智以国民军西路军总指挥的名义,通过在军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与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策动刘佐龙归顺广东国民政府,答应其易帜之后,立刻将他的队伍扩编为军,委以第十五军军长兼湖北省保安司令的重任。同时,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转交给了刘佐龙,晓以利害。
刘佐龙衡量形势,感觉吴佩孚已到末境,便答应转投军。随后,在北伐军何键部攻打汉阳城时,刘佐龙命令在怀善堂、河舶所等处部署的大炮,调转炮口,猛轰龟山禹王宫北洋军高汝桐指挥部,以掩护军进攻,并炮击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这才逼得吴佩孚仓惶北逃。
武昌虽还有刘玉春在坚守,但连吴佩孚这时也承认,直系已再无回天之力。这种情况下,蒋百里的甘陕之行,似乎承担的使命更为重大。不过在蒋百里的心中,直系的将来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中国的将来,他这次到西峰,更重要的是想弄明白,吴安平究竟是又一个新军阀,还是推动南北统一的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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