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 吴佩孚的四面楚歌(2)
孙传芳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但他的失败却更让吴佩孚的处境雪上加霜。
八月下旬,孙传芳援赣先头部队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军为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九月初,就在孙传芳给北伐军下达最后通牒之时,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军轻松占领赣州,五省联军各部狼狈逃窜,同时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也发动攻势,几日间连克数城。
九月十日,国民军第六军程潜部攻克高安后,即向南昌推进,不过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第六军并未攻下南昌。但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此时,由于孙传芳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军侧背的企图,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江。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以求击败北伐军,他这位联帅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但军攻势势不可挡,赖世璜部、李宗仁部率先进攻,各军协同前进,一路攻城拔寨,所到之处,五省联军几乎溃不成军,眼看南昌就要陷入北伐军的包围之中。
孙传芳这时才知不妙,早无一月前的踌躇满志,只想摆脱困局自保,但吴佩孚已指望不上,他也无颜向其提出请求,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的奉军上。
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张作霖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军才堪与军一战。孙传芳的求援电报发到奉天,让张作霖倍感焦虑。他已经意识到,对于北洋来说,这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但想要解除危局,并没有孙传芳所说“发兵南下”那么简单,他所面临的同样是千头万绪。
北京现受奉系力量控制,但此前的北京政府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张作霖自然要重组北洋政府。但究竟抬段祺瑞,还是抬王士珍,抑或是张作霖自取,其中各有顾虑。
而吴佩孚这边,过去抵挡北伐军他是首当其冲,吴佩孚战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已然不稳,丢失在即,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直系已刻不容缓,只是先前奉军也一直高唱援助,却俱是纸上谈兵,一直没有行动。现在若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可吴佩孚死不认败,还在吹呼他能挡住北伐军。
另外,冯玉祥已回国,西北军虽战败,却还要防范其再起。这是奉军的心腹之患,冯玉祥现正在包头一带活动,其变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影响,张作霖要想高枕无忧,也必需妥为部署。
除去这些顾虑,张作霖还必须将另外一个变量考虑进去,那就是还盘踞甘陕的新生势力解放军。张作霖太了解冯玉祥,知道他绝没有偏居绥远的意思,但无论其是与解放军媾和,越境攻打吴佩孚,还是两方交战争夺甘陕,其引发的一连串变化都可能使北方局势大变。虽然两败俱伤不是不可能,但张作霖当然不会如此想当然。
为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张作霖一面派人与阎锡山的晋军修好关系,一面向吴佩孚发电,语气坚决地要求其借路以便奉军南下,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军,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佩孚虽早料定孙传芳不会如意,但做梦也想不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而告急文书不自南来,却从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直军地盘已变成张作霖南下的障碍物,大难临头各自奔,他可以预料,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佩孚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佩孚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的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张作霖将和孙传芳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五年前他派湘军援鄂,却坐视其被兵变部队驱逐,由直系鸠占鹊巢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而王占元则是孙传芳的老上司,孙传芳又坐视吴佩孚失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就是一种循环。除此以外,靳云鹏也热衷奔走,希望调和张作霖、孙传芳,出山组阁。
北洋奉系联军援豫或援鄂的问题,也使吴佩孚颇感困扰。
奉系其实包括张作霖的嫡系奉军、支系张宗昌的鲁军还有褚玉璞的直隶军队,直隶军队属于鲁系,自然也归于奉系。吴佩孚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
然而张宗昌的鲁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定、大名问题。保定、大名是吴佩孚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军饷来源地,可是这两地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定、大名,害得齐燮元寝寐难安。
吴佩孚不想奉系力量南下,只希望其接济饷弹,但在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来说,无论吴佩孚愿不愿意,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救直系都是既定的计划,终究不能等北伐军扫清南方,局势无法挽回才再出兵。
孙传芳求援电报发至奉天前,张作霖本无积极援助直系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佩孚于危难,可是鲁军及直隶军方刚下动员令,吴佩孚派去挡驾的特使就已驰至。九月三十日,吴佩孚先后派符定一、张国溶、刘绍曾到济南转达意思,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请张宗昌缓期出兵。
吴佩孚满以为直隶军队接收保定、大名之事已趋缓和,却没想到刚过两天,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定、大名事宜。褚玉璞表示对直军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定、大名既属直隶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兵援鄂,两地乃是必经,更不可不先行接收。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通电保定、大名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命令将应征款项督征催解,并下令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到达保定后,其部谢玉田师就随之开入了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
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佩孚在鄂战败,奉系声势增强,而张作霖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张作霖和孙传芳之间,奉军意态却非常冷淡。十月一日杜锡珪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军入京后,其注意力便集中向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佩孚于前,而豫西田维勤、河南督军寇英杰又不合作,原由奉系转投直系的魏益三虽拥护吴佩孚,却又与田维勤部同驻,寇英杰也感势益孤单,所以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看上去已是迫不容缓。
屋漏偏遭连夜雨,张作霖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到郑州,就在吴佩孚压力倍增之时,却又有消息传出,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似乎有所勾结,晋军的态度突然之间也暧昧起来。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张作霖拉他,吴佩孚拉他,南方的军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军的冯玉祥也来笼络他。阎锡山从辛亥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此时虽有多方拉拢,但他其实还未下定决心。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为冯玉祥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玉祥虽已颇为困顿,五原誓师后却参加了军,阎锡山如果要和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玉祥。
冯玉祥希望他出兵或调兵牵制陕北的解放军,他也未说答应,又希望他同样加入军,他也未曾拒绝,不过暗中和张作霖仍时相往来,联络甚勤。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而且和这把宝座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此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
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解放军崛起甘陕,又与晋军没有仇隙,冯玉祥想让他与解放军结怨,除非开出他不可能拒绝的条件,不然根本不可能说动他。
国民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早作两手准备,始终和南方军保持着联系。自北伐军接连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系始终存有畏惧,张作霖对晋军自然也有所怀疑。
吴佩孚此前并非就相信阎锡山可靠,但他知道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所以一直并未将晋军可能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此时不同,不知是谁放出的风声,阎锡山要转投军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吴佩孚内忧外困,实际已没有以往的自信,还是很费周章发了封声情并茂的电文到太原,表面联络感情讨论时局,其实却是拐弯抹角探寻阎锡山的意思。
阎锡山也是滴水不漏的人,看到吴佩孚的电文已知这位玉帅失了分寸,不过这时北方局势乱成一团,他也看不清方向,自是还谈不上有什么明确打算。阎锡山的回电也很恳切,说明了绝无妨害吴佩孚之心,但这种事哪是一封电报就能消除疑虑的,吴佩孚虽不免自我安慰,但内心深处却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的疲惫,只感天下之大竟有满世界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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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孙传芳援赣先头部队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军为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九月初,就在孙传芳给北伐军下达最后通牒之时,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军轻松占领赣州,五省联军各部狼狈逃窜,同时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也发动攻势,几日间连克数城。
九月十日,国民军第六军程潜部攻克高安后,即向南昌推进,不过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第六军并未攻下南昌。但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此时,由于孙传芳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军侧背的企图,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江。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以求击败北伐军,他这位联帅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但军攻势势不可挡,赖世璜部、李宗仁部率先进攻,各军协同前进,一路攻城拔寨,所到之处,五省联军几乎溃不成军,眼看南昌就要陷入北伐军的包围之中。
孙传芳这时才知不妙,早无一月前的踌躇满志,只想摆脱困局自保,但吴佩孚已指望不上,他也无颜向其提出请求,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的奉军上。
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张作霖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军才堪与军一战。孙传芳的求援电报发到奉天,让张作霖倍感焦虑。他已经意识到,对于北洋来说,这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但想要解除危局,并没有孙传芳所说“发兵南下”那么简单,他所面临的同样是千头万绪。
北京现受奉系力量控制,但此前的北京政府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张作霖自然要重组北洋政府。但究竟抬段祺瑞,还是抬王士珍,抑或是张作霖自取,其中各有顾虑。
而吴佩孚这边,过去抵挡北伐军他是首当其冲,吴佩孚战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已然不稳,丢失在即,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直系已刻不容缓,只是先前奉军也一直高唱援助,却俱是纸上谈兵,一直没有行动。现在若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可吴佩孚死不认败,还在吹呼他能挡住北伐军。
另外,冯玉祥已回国,西北军虽战败,却还要防范其再起。这是奉军的心腹之患,冯玉祥现正在包头一带活动,其变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影响,张作霖要想高枕无忧,也必需妥为部署。
除去这些顾虑,张作霖还必须将另外一个变量考虑进去,那就是还盘踞甘陕的新生势力解放军。张作霖太了解冯玉祥,知道他绝没有偏居绥远的意思,但无论其是与解放军媾和,越境攻打吴佩孚,还是两方交战争夺甘陕,其引发的一连串变化都可能使北方局势大变。虽然两败俱伤不是不可能,但张作霖当然不会如此想当然。
为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张作霖一面派人与阎锡山的晋军修好关系,一面向吴佩孚发电,语气坚决地要求其借路以便奉军南下,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军,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佩孚虽早料定孙传芳不会如意,但做梦也想不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而告急文书不自南来,却从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直军地盘已变成张作霖南下的障碍物,大难临头各自奔,他可以预料,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佩孚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佩孚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的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张作霖将和孙传芳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五年前他派湘军援鄂,却坐视其被兵变部队驱逐,由直系鸠占鹊巢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而王占元则是孙传芳的老上司,孙传芳又坐视吴佩孚失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就是一种循环。除此以外,靳云鹏也热衷奔走,希望调和张作霖、孙传芳,出山组阁。
北洋奉系联军援豫或援鄂的问题,也使吴佩孚颇感困扰。
奉系其实包括张作霖的嫡系奉军、支系张宗昌的鲁军还有褚玉璞的直隶军队,直隶军队属于鲁系,自然也归于奉系。吴佩孚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
然而张宗昌的鲁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定、大名问题。保定、大名是吴佩孚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军饷来源地,可是这两地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定、大名,害得齐燮元寝寐难安。
吴佩孚不想奉系力量南下,只希望其接济饷弹,但在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来说,无论吴佩孚愿不愿意,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救直系都是既定的计划,终究不能等北伐军扫清南方,局势无法挽回才再出兵。
孙传芳求援电报发至奉天前,张作霖本无积极援助直系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佩孚于危难,可是鲁军及直隶军方刚下动员令,吴佩孚派去挡驾的特使就已驰至。九月三十日,吴佩孚先后派符定一、张国溶、刘绍曾到济南转达意思,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请张宗昌缓期出兵。
吴佩孚满以为直隶军队接收保定、大名之事已趋缓和,却没想到刚过两天,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定、大名事宜。褚玉璞表示对直军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定、大名既属直隶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兵援鄂,两地乃是必经,更不可不先行接收。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通电保定、大名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命令将应征款项督征催解,并下令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到达保定后,其部谢玉田师就随之开入了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
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佩孚在鄂战败,奉系声势增强,而张作霖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张作霖和孙传芳之间,奉军意态却非常冷淡。十月一日杜锡珪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军入京后,其注意力便集中向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佩孚于前,而豫西田维勤、河南督军寇英杰又不合作,原由奉系转投直系的魏益三虽拥护吴佩孚,却又与田维勤部同驻,寇英杰也感势益孤单,所以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看上去已是迫不容缓。
屋漏偏遭连夜雨,张作霖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到郑州,就在吴佩孚压力倍增之时,却又有消息传出,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似乎有所勾结,晋军的态度突然之间也暧昧起来。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张作霖拉他,吴佩孚拉他,南方的军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军的冯玉祥也来笼络他。阎锡山从辛亥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此时虽有多方拉拢,但他其实还未下定决心。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为冯玉祥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玉祥虽已颇为困顿,五原誓师后却参加了军,阎锡山如果要和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玉祥。
冯玉祥希望他出兵或调兵牵制陕北的解放军,他也未说答应,又希望他同样加入军,他也未曾拒绝,不过暗中和张作霖仍时相往来,联络甚勤。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而且和这把宝座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此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
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解放军崛起甘陕,又与晋军没有仇隙,冯玉祥想让他与解放军结怨,除非开出他不可能拒绝的条件,不然根本不可能说动他。
国民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早作两手准备,始终和南方军保持着联系。自北伐军接连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系始终存有畏惧,张作霖对晋军自然也有所怀疑。
吴佩孚此前并非就相信阎锡山可靠,但他知道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所以一直并未将晋军可能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此时不同,不知是谁放出的风声,阎锡山要转投军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吴佩孚内忧外困,实际已没有以往的自信,还是很费周章发了封声情并茂的电文到太原,表面联络感情讨论时局,其实却是拐弯抹角探寻阎锡山的意思。
阎锡山也是滴水不漏的人,看到吴佩孚的电文已知这位玉帅失了分寸,不过这时北方局势乱成一团,他也看不清方向,自是还谈不上有什么明确打算。阎锡山的回电也很恳切,说明了绝无妨害吴佩孚之心,但这种事哪是一封电报就能消除疑虑的,吴佩孚虽不免自我安慰,但内心深处却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的疲惫,只感天下之大竟有满世界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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