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章 风云上海滩(7)
“我是江西婺源人。”那中年人嗫喏道。
吴安平颔首表示鼓励,又问道:“婺源?朱熹故里,书乡,茶乡,好地方啊!婺源离这里有一千里吧,老哥怎流落到上海来了?”
那中年人眼角抽搐几下,满脸的褶皱攒出一个苦笑,回话道:“要是有活路,谁愿意往外跑?还不是闹饥荒闹得?民国十四年(1925年),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都遭了灾,先是旱,后又涝,地里根本没收成。不到半个月,婺源就饿死几百人,我们没办法,就逃荒到了江苏,后来又听说上海讨生活容易,就又过这边来了。”
“上海实际怎样?”吴安平朝中年人递去一支烟。
“也不太容易,不过总比江苏、江西要好。”中年人双手哆嗦着接过,在鼻端狠狠嗅了一下,却没有点上,只是夹在了耳后。
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就轻松许多。其他人排队领粥的领粥,围观的围观,也有一些人在吴安平和中年人两米外蹲成一圈,静静倾听两人说话。
这中年人倒不是乞丐,而是在“飞星”人力车公司当车夫,只是正如他所说,在遍地黄金的大上海讨生活,远不像想象那么容易。
上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关键问题是,只有很少的酬劳能落到工人手中,中间扒皮的人既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据这中年人说,飞星人力车公司给底下车夫的酬劳,实际是每日四角钱,但真正到他手的只有一角五分,最多有时能到两角。中间的钱,是被大小两层工头抽去了当佣金,大工头每人每日抽一角,小工头则抽一角到一角五分。
每日四角钱,每月就有十二块银元,如果注重节省,足够养活三五口人。但如每日只剩一角五分,每月才只有四块半银元,摊到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还问题不大,要是有几个家口,这日子过得就不是紧巴能够形容的。
吴安平没想到是这种情形,便问道:“为何非要依靠工头?没他们从中抽佣,岂不更好?”
那中年人答道:“不止是人力车公司,在其他的公司和工厂也一样,活计都是包下来的,不经过工头,根本无活可干。起先只有租界里的公司和工厂会这么干,现在华界也都跟着在搞,哪里都一样。不过,也能找到没工头的活计,但那样的活计,三天有两天没有,不长久,反不如有工头依靠。”
这时,另外有个蹲在一旁的年轻人插话道:“工资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都是工头直接去领,再往下发。要是自己去找老板,被工头知道,不但要挨顿打,连饭碗都得丢掉。那些工头很多都在帮在会,老板有时候也不愿惹。还有,要是有工头,临时招工就很方便,也能随时解雇,很多老板本身也乐意这么干。”
“你也在人力车行干?”吴安平转身问道。
那年轻人有些害羞:“不是,我在码头做脚夫。”
“码头好些吧?”
“也不好。码头上抽头的人更多,除了最上面的‘把头’,中间还有‘挡手’和‘跑码头’,下面才是‘拆账头’。公司直接把工资发给‘把头’,‘把头’、‘挡手’和‘跑码头’先抽一层,再发到‘拆账头’手中,‘拆账头’再抽走一层,才把钱发到我们这些干‘里挡’、‘外挡’、‘杠棒’、‘老虎车’的脚夫手中。‘把头’是大工头,‘拆账头’是小工头,‘挡手’和‘跑码头’是狗腿子。”
吴安平问了其他一些人,发现每个行业几乎都是类似情形。只有行乞业例外,乞丐没有工头,但是有丐头,那丐头不行乞,靠吸乞丐的血生活,他们实际比工头还狠。
这实际是一种包工制度。这种制度几十年前曾在西方盛行,在英国被称为“血汗制度”,现在随着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进行,又在中国风行起来。
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直接招雇、管理中国工人有很多困难,而且有些行业如码头搬运、建筑业、造船业生产经营很不稳定,所需劳力时多时少,为便于临时招雇和随时解雇,他们就把包工制度带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包工头来招雇工人,承包生产。这种制度有利于经营者,华界的中国公司工厂会跟着采用,也不足为怪。
上海的包工制度主要流行于码头运输业、人力车业、建筑业、铁路运输业以及造船业、纺织业、橡胶业、面粉业等。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如码头搬运业、人力车业、建筑业,由包工头将企业中整个生产过程或主要劳动部分承包下来;另一种是多数工厂和铁路运输业,包工头只承包部分工种、工序,如一些工厂的装卸、搬运、木工、油漆工、冷做工等工作。
吴安平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西北在上海大有作为。
从月收入来说,上海绝大部分下层工人,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十块银元,中层工人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基层管理者的平均月收入也只在三十块银元左右。辛逢馥等将沪上工业集团的计划展开,只要杜绝包工现象,就能得到中低层工人的绝对拥护,如果再将最低工资定到如陇东集团那样每月三十大洋,那他们只会一心跟着西北走,绝不会再接受任何鼓动。
据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在美国没有掀起风潮,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工人工资、然后增加工人福利,缓解了阶级矛盾。吴安平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认为,通过保证工人工资、增加工人福利、然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应该能把许多工人从游行的队伍拉回,从而让“四?一二”没那么血腥。
当然,“四?一二”已近在眼前,如果真想看到这方面的成效,在这八九日内,辛逢馥等人就必须有针对性进行一场大募工,将受工运影响最深的一些行业的工人抽走,并使其加入到沪上工业集团,避免其再上街游行。
吴安平知道,就算蒋介石、蔡元培接受自己的一些建议,就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心存畏惧,流血事件还是不免会发生的,毕竟国共矛盾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但是,就算“四?一二”事件难以避免,能少些血腥总是好的。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一分元气,如果死在远征日本、苏联的战场上,那不可惜,无谓自相残杀,那就不能接受了。
参与聊天的越来越多,原先存有戒惧心理的人,终于发现,这位老爷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吴安平很和气,也没架子,根本不像个高高在上的老爷,反而更像是邻家的后生。虽然这后生比较有钱,但那也比其他有钱人,更让人愿意亲近。
吴安平递出的糖果,终于有孩子愿意接过了。女人们都会红着脸说着:“谢谢!”这些礼貌话吴安平倒能坦然受之,但他却无法免疫这些女人放松戒备后,因越来越好奇而大胆盯注在他身上的目光。他也有些坐立不安。
突然,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女人,在为自家孩子得到糖果,而吐出一句清脆的“谢谢”之后,又紧接着上前一步,说道:“老爷,或许不该说,但是我知道你是很有本事的人,你能帮帮我们吗?”
这时,所有在议论的、在沉默的、在窃语的、在玩闹的、在煮粥的、在分食的、在垂涎的、在喝斥的,无论老人、孩子,还是男人、妇人,都停下了动作,朝吴安平看过来。除了“呜呜”的风声、一两个孩子“嗯嗯”的哭声、炭火的“噼啪”声,浓粥的“汩汩”声,当真半点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一片寂静。
“你叫什么?”
“骆春琴。”
“我可以帮你们。”吴安平站起身,先朝骆春琴点一下头,又把目光向外,在周围的上百张模糊、昏暗却闪烁希冀的面孔上逡巡:“我也有能力帮你们。但是,有本洋人的老书上说得好,上帝只救自救者。上帝是洋人的老天爷,是神仙,神仙都只救自救者,我本事再大也比不过神仙,所以我也只能帮那些愿意自救的人。”
他表错情了。这些话是很通俗,但道理却不好领会。
幸亏骆春琴似乎读过书,她看其他人都有些愕然,就还是自己搭话道:“老爷,你想我们怎样自救?”
吴安平放慢语速,故意加强语气道:“我可以直接给你们钱,但给得少,或许没几日你们还是这幅摸样,给得多,或许你们根本保不住财富。上海是什么地方,你们比我清楚,这是魔都,是繁荣的魔幻之都,也是吃人的魔窟,到处都有危险,到处都是危机。所以,这样的帮助,我不愿给。”
骆春琴道:“老爷,不需要施舍金钱,我们有手有脚,只要有工作,就能养活自己。”
吴安平赞许道:“说得好。嗯,我确实可以提供工作机会,而且每人一份,没有工头抽佣,而且薪资丰厚,让你们过上更体面的生活,而且比上海大多数人都要体面。但是实话实说,我没有时间,暂时也抽不出力量安置你们,所以你们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唯有团结,唯有自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个丐头赶跑,让他再不敢来。”
他并不是故意为难,而是实在没时间,也不方便亲自出面安置这些人。所以,就算有心相帮,也需要等到张树声、马英图那边大事抵定,或者辛逢馥、许鞍华那边的计划启动,由他们出面最好。而这些又和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对西北持怎样的态度有关。如果因那些信,致使国民党右派表现出强烈敌意,事情就有些麻烦,或许计划将不得不改变。
如果这些人能够团结自立,摆脱丐头及附近其他人的控制,他倒是不吝投入些金钱,给他们提前找些事做,等上海的事情落幕,再和辛逢馥他们合流。当然,分开独立发展也很好,更不容易暴露吴安平在上海的存在。
不过,也不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他可以等两日,知会张树声对这些人提供保护,想必那丐头是没能力抗拒的;也可以等辛逢馥、许鞍华那边行动起来,将这些人都招进沪上工业集团,也不差这七八天。但是,既然这些人主动求助,也算有些机缘,他还是想看看值不值得扶助,若值得扶助,与接受招工相比,那前途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骆春琴咬咬牙,欲言又止。确实,就算她有主意,但这件事终究有些风险,显然不是她个人就能定下的。
“先生!先生!”改口叫“先生”不再叫“老爷”的刘三跑过来,兴高采烈地叫道:“先生,泰哥醒过来了!他醒过来!”
于是,吴安平看了骆春琴一眼,又对着众人道:“能不能做得,你们自己考虑,我先回杨三泰那里看看。另外,天明我就会走,嗯,现在已经凌晨三点,我只能再等三个钟点。”
边走,吴安平边问前面的刘三:“骆春琴是行乞?还是在做工?”
刘三歪了歪脑袋,道:“她是苏州河的船娘,不过船是租的,一天也赚不了几个。”
进到窝棚,吴安平见夏听白刚给杨三泰量完体温,而杨三泰则目不转睛望着夏听白的侧脸发愣,心中有些好笑,遂轻咳一声,见大家的目光都转过来,便问夏听白道:“怎样,他体温可恢复正常?”
夏听白正看体温表,闻言道:“,是正常体温。但很奇怪,他额头烫得厉害,我看,得有40c。”
吴安平大笑道:“那不奇怪!你要再对他笑笑,管保能上50c。”夏听白这才有所察觉,不过没有忸怩,而是落落大方,目光掠过杨三泰,见他低头不语,连头带颈一片通红,便故意嗔怪吴安平道:“玩笑不要乱开,瞧,把人都吓住了。”
两人都没有生气。少年思慕,本就是最美好的情怀,没必要非用成人龌龊的目光去审视,况且,杨三泰的目光之中,不只有朦胧的思慕,还有一些孺慕之情。
“先生,多谢你搭救!日后我若有出头之日,必涌泉相报!”杨三泰挣扎着想起身致谢,但试了几下,竟没有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他不得不让刘三扶着,靠在土炕一侧的墙壁上,说出了这句知恩图报的老话。
吴安平故意道:“你觉得自己能报答我什么?”
杨三泰一怔,迎着吴安平的视线看了过去,见他实际根本没把自己这句话当回事,只觉脑子一热,一句话便几乎喊了出来:“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要是条汉子,话出口,就要钉得下起不回。先生若用得着,我宁愿舍出这条命,也总要报得先生的大恩。”
小七、小八还在车上睡,但小三、小四、小五却都在窝棚,早就被惊醒,听他把话说这么重,都吓了一跳,目光直在吴安平和杨三泰两人脸上打转。夏听白皱眉道:“年纪再小,也不能不知轻重,性命可是张口就能舍的?既提起你爹,可知他在九泉之下,是愿你死,还是愿你活?你若随口便把命丢了,又怎对得起你爹?”
杨三泰感到委屈,却又无力反驳,看看吴安平,又看看夏听白,眼泪便止不住淌下来,只是倔强地不肯出声。
吴安平倒有些动容道:“有志气就好!报答不报答,对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志气,相信总能成就一番事业,也不枉我费心医你一场。”
杨三泰固执道:“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吴安平不置可否,转过脸来对刘三道:“小三,你泰哥烧刚退,正该趁机多补充些体力,这样才好得更快。你给他冲一碗黑芝麻糊,稠一些。若觉得饿,便再熬些肉粥。等稍进些食,再服一次药,只是那小包的‘壹号’,暂时没必要用。”
小三答应一声,便示意小四和小五,和自己一起准备。
夏听白对吴安平道:“还有两三个小时就天亮,你一夜没合眼,还是趁机小睡片刻,不然上午没精神。”
吴安平待要点头,便听见窝棚外传来杂乱绵密的脚步声,于是对夏听白道:“这觉还真睡不成,还有事要办。”说着,不等夏听白询问,几步来到窝棚外,看了一眼四周,大声道:“你们做出决定了?”原来,骆春琴还有那中年人,已带着几百人到了郭三泰的窝棚外,显然有事发生。
那中年人应该是被公推为头领,见吴安平动问,遂上前几步,毅然道:“老爷,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和那几个丐头摊牌,绝不再受他们的控制。只要老爷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摆脱颠沛流离,有一日没一日的境况,再大的代价我们也愿意付!”
其实,丐头只控制着行乞者,与其他一些做工的人并无恩怨,但吴安平视他们为一个整体,所以都被卷了进来,无一例外。当然,这只是一次态度和决心的考验,应该不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丐头也只为求财,犯不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死磕。
吴安平大声道:“很好,只要你们能团结,有决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天光未亮,但黑暗中似乎弥散着无量希冀之光。他能感受到那种热切和期待,对这种情形深为满意,重申了自己的保证后,又问道:“你们当中,谁是领导者?”
有声音凌乱喊道:“郑大钧,骆春琴。”
吴安平已知道骆春琴是谁,但没听过郑大钧的名字,不过这并不难猜,便问那中年人道:“老哥,可是你叫郑大钧?”
那中年人低头道:“是我。大家非要推举我和春琴主事。”
吴安平鼓励他道:“主事就主事,只要诸事公平、公正、公开,凭老哥,再大的事也能主,不用担心搞不好。”又对骆春琴道:“有件事,你们最好现在就办。这里总共有多少人,其中上年纪的多少,正当年的多少,年少的又多少,男人多少,妇人多少,有手艺的多少,识字的多少,等等,这些都得统计出来,我才方便安排。”
骆春琴目光闪动道:“知道了,老爷!”
吴安平摇摇头,又大声道:“大家既然愿意听从我安排,这里我就先立一个规矩,此后再不许叫我‘老爷’。若放不开,便叫一声‘先生’;若放得开,便叫我‘大侄子’、‘大兄弟’都行;再不然,便叫‘老板’也行。总之,不要再叫‘老爷’,我听不得。”
“是的,先生。”见吴安平很郑重其事,郑大钧和骆春琴不敢不答应。
不过,骆春琴突然又说了一句:“先生,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吴安平失笑道:“失误,失误,竟忘了自报家门。我叫......黄启东......”
后面的夏听白“噗嗤”笑出了声,凑到吴安平耳边悄声道:“真难为你,竟想起用这个名字。”吴安平只觉耳朵一阵发痒,见光线昏暗,视线并不及远,突然转脸在夏听白唇边吻了一下。只一秒的接触,他便觉出夏听白的嘴唇温度骤而升高,然后便听到一句轻啐:“黄启东,你个小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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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安平颔首表示鼓励,又问道:“婺源?朱熹故里,书乡,茶乡,好地方啊!婺源离这里有一千里吧,老哥怎流落到上海来了?”
那中年人眼角抽搐几下,满脸的褶皱攒出一个苦笑,回话道:“要是有活路,谁愿意往外跑?还不是闹饥荒闹得?民国十四年(1925年),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都遭了灾,先是旱,后又涝,地里根本没收成。不到半个月,婺源就饿死几百人,我们没办法,就逃荒到了江苏,后来又听说上海讨生活容易,就又过这边来了。”
“上海实际怎样?”吴安平朝中年人递去一支烟。
“也不太容易,不过总比江苏、江西要好。”中年人双手哆嗦着接过,在鼻端狠狠嗅了一下,却没有点上,只是夹在了耳后。
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就轻松许多。其他人排队领粥的领粥,围观的围观,也有一些人在吴安平和中年人两米外蹲成一圈,静静倾听两人说话。
这中年人倒不是乞丐,而是在“飞星”人力车公司当车夫,只是正如他所说,在遍地黄金的大上海讨生活,远不像想象那么容易。
上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关键问题是,只有很少的酬劳能落到工人手中,中间扒皮的人既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据这中年人说,飞星人力车公司给底下车夫的酬劳,实际是每日四角钱,但真正到他手的只有一角五分,最多有时能到两角。中间的钱,是被大小两层工头抽去了当佣金,大工头每人每日抽一角,小工头则抽一角到一角五分。
每日四角钱,每月就有十二块银元,如果注重节省,足够养活三五口人。但如每日只剩一角五分,每月才只有四块半银元,摊到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还问题不大,要是有几个家口,这日子过得就不是紧巴能够形容的。
吴安平没想到是这种情形,便问道:“为何非要依靠工头?没他们从中抽佣,岂不更好?”
那中年人答道:“不止是人力车公司,在其他的公司和工厂也一样,活计都是包下来的,不经过工头,根本无活可干。起先只有租界里的公司和工厂会这么干,现在华界也都跟着在搞,哪里都一样。不过,也能找到没工头的活计,但那样的活计,三天有两天没有,不长久,反不如有工头依靠。”
这时,另外有个蹲在一旁的年轻人插话道:“工资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都是工头直接去领,再往下发。要是自己去找老板,被工头知道,不但要挨顿打,连饭碗都得丢掉。那些工头很多都在帮在会,老板有时候也不愿惹。还有,要是有工头,临时招工就很方便,也能随时解雇,很多老板本身也乐意这么干。”
“你也在人力车行干?”吴安平转身问道。
那年轻人有些害羞:“不是,我在码头做脚夫。”
“码头好些吧?”
“也不好。码头上抽头的人更多,除了最上面的‘把头’,中间还有‘挡手’和‘跑码头’,下面才是‘拆账头’。公司直接把工资发给‘把头’,‘把头’、‘挡手’和‘跑码头’先抽一层,再发到‘拆账头’手中,‘拆账头’再抽走一层,才把钱发到我们这些干‘里挡’、‘外挡’、‘杠棒’、‘老虎车’的脚夫手中。‘把头’是大工头,‘拆账头’是小工头,‘挡手’和‘跑码头’是狗腿子。”
吴安平问了其他一些人,发现每个行业几乎都是类似情形。只有行乞业例外,乞丐没有工头,但是有丐头,那丐头不行乞,靠吸乞丐的血生活,他们实际比工头还狠。
这实际是一种包工制度。这种制度几十年前曾在西方盛行,在英国被称为“血汗制度”,现在随着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进行,又在中国风行起来。
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直接招雇、管理中国工人有很多困难,而且有些行业如码头搬运、建筑业、造船业生产经营很不稳定,所需劳力时多时少,为便于临时招雇和随时解雇,他们就把包工制度带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包工头来招雇工人,承包生产。这种制度有利于经营者,华界的中国公司工厂会跟着采用,也不足为怪。
上海的包工制度主要流行于码头运输业、人力车业、建筑业、铁路运输业以及造船业、纺织业、橡胶业、面粉业等。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如码头搬运业、人力车业、建筑业,由包工头将企业中整个生产过程或主要劳动部分承包下来;另一种是多数工厂和铁路运输业,包工头只承包部分工种、工序,如一些工厂的装卸、搬运、木工、油漆工、冷做工等工作。
吴安平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西北在上海大有作为。
从月收入来说,上海绝大部分下层工人,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十块银元,中层工人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基层管理者的平均月收入也只在三十块银元左右。辛逢馥等将沪上工业集团的计划展开,只要杜绝包工现象,就能得到中低层工人的绝对拥护,如果再将最低工资定到如陇东集团那样每月三十大洋,那他们只会一心跟着西北走,绝不会再接受任何鼓动。
据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在美国没有掀起风潮,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工人工资、然后增加工人福利,缓解了阶级矛盾。吴安平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认为,通过保证工人工资、增加工人福利、然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应该能把许多工人从游行的队伍拉回,从而让“四?一二”没那么血腥。
当然,“四?一二”已近在眼前,如果真想看到这方面的成效,在这八九日内,辛逢馥等人就必须有针对性进行一场大募工,将受工运影响最深的一些行业的工人抽走,并使其加入到沪上工业集团,避免其再上街游行。
吴安平知道,就算蒋介石、蔡元培接受自己的一些建议,就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心存畏惧,流血事件还是不免会发生的,毕竟国共矛盾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但是,就算“四?一二”事件难以避免,能少些血腥总是好的。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一分元气,如果死在远征日本、苏联的战场上,那不可惜,无谓自相残杀,那就不能接受了。
参与聊天的越来越多,原先存有戒惧心理的人,终于发现,这位老爷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吴安平很和气,也没架子,根本不像个高高在上的老爷,反而更像是邻家的后生。虽然这后生比较有钱,但那也比其他有钱人,更让人愿意亲近。
吴安平递出的糖果,终于有孩子愿意接过了。女人们都会红着脸说着:“谢谢!”这些礼貌话吴安平倒能坦然受之,但他却无法免疫这些女人放松戒备后,因越来越好奇而大胆盯注在他身上的目光。他也有些坐立不安。
突然,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女人,在为自家孩子得到糖果,而吐出一句清脆的“谢谢”之后,又紧接着上前一步,说道:“老爷,或许不该说,但是我知道你是很有本事的人,你能帮帮我们吗?”
这时,所有在议论的、在沉默的、在窃语的、在玩闹的、在煮粥的、在分食的、在垂涎的、在喝斥的,无论老人、孩子,还是男人、妇人,都停下了动作,朝吴安平看过来。除了“呜呜”的风声、一两个孩子“嗯嗯”的哭声、炭火的“噼啪”声,浓粥的“汩汩”声,当真半点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一片寂静。
“你叫什么?”
“骆春琴。”
“我可以帮你们。”吴安平站起身,先朝骆春琴点一下头,又把目光向外,在周围的上百张模糊、昏暗却闪烁希冀的面孔上逡巡:“我也有能力帮你们。但是,有本洋人的老书上说得好,上帝只救自救者。上帝是洋人的老天爷,是神仙,神仙都只救自救者,我本事再大也比不过神仙,所以我也只能帮那些愿意自救的人。”
他表错情了。这些话是很通俗,但道理却不好领会。
幸亏骆春琴似乎读过书,她看其他人都有些愕然,就还是自己搭话道:“老爷,你想我们怎样自救?”
吴安平放慢语速,故意加强语气道:“我可以直接给你们钱,但给得少,或许没几日你们还是这幅摸样,给得多,或许你们根本保不住财富。上海是什么地方,你们比我清楚,这是魔都,是繁荣的魔幻之都,也是吃人的魔窟,到处都有危险,到处都是危机。所以,这样的帮助,我不愿给。”
骆春琴道:“老爷,不需要施舍金钱,我们有手有脚,只要有工作,就能养活自己。”
吴安平赞许道:“说得好。嗯,我确实可以提供工作机会,而且每人一份,没有工头抽佣,而且薪资丰厚,让你们过上更体面的生活,而且比上海大多数人都要体面。但是实话实说,我没有时间,暂时也抽不出力量安置你们,所以你们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唯有团结,唯有自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个丐头赶跑,让他再不敢来。”
他并不是故意为难,而是实在没时间,也不方便亲自出面安置这些人。所以,就算有心相帮,也需要等到张树声、马英图那边大事抵定,或者辛逢馥、许鞍华那边的计划启动,由他们出面最好。而这些又和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对西北持怎样的态度有关。如果因那些信,致使国民党右派表现出强烈敌意,事情就有些麻烦,或许计划将不得不改变。
如果这些人能够团结自立,摆脱丐头及附近其他人的控制,他倒是不吝投入些金钱,给他们提前找些事做,等上海的事情落幕,再和辛逢馥他们合流。当然,分开独立发展也很好,更不容易暴露吴安平在上海的存在。
不过,也不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他可以等两日,知会张树声对这些人提供保护,想必那丐头是没能力抗拒的;也可以等辛逢馥、许鞍华那边行动起来,将这些人都招进沪上工业集团,也不差这七八天。但是,既然这些人主动求助,也算有些机缘,他还是想看看值不值得扶助,若值得扶助,与接受招工相比,那前途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骆春琴咬咬牙,欲言又止。确实,就算她有主意,但这件事终究有些风险,显然不是她个人就能定下的。
“先生!先生!”改口叫“先生”不再叫“老爷”的刘三跑过来,兴高采烈地叫道:“先生,泰哥醒过来了!他醒过来!”
于是,吴安平看了骆春琴一眼,又对着众人道:“能不能做得,你们自己考虑,我先回杨三泰那里看看。另外,天明我就会走,嗯,现在已经凌晨三点,我只能再等三个钟点。”
边走,吴安平边问前面的刘三:“骆春琴是行乞?还是在做工?”
刘三歪了歪脑袋,道:“她是苏州河的船娘,不过船是租的,一天也赚不了几个。”
进到窝棚,吴安平见夏听白刚给杨三泰量完体温,而杨三泰则目不转睛望着夏听白的侧脸发愣,心中有些好笑,遂轻咳一声,见大家的目光都转过来,便问夏听白道:“怎样,他体温可恢复正常?”
夏听白正看体温表,闻言道:“,是正常体温。但很奇怪,他额头烫得厉害,我看,得有40c。”
吴安平大笑道:“那不奇怪!你要再对他笑笑,管保能上50c。”夏听白这才有所察觉,不过没有忸怩,而是落落大方,目光掠过杨三泰,见他低头不语,连头带颈一片通红,便故意嗔怪吴安平道:“玩笑不要乱开,瞧,把人都吓住了。”
两人都没有生气。少年思慕,本就是最美好的情怀,没必要非用成人龌龊的目光去审视,况且,杨三泰的目光之中,不只有朦胧的思慕,还有一些孺慕之情。
“先生,多谢你搭救!日后我若有出头之日,必涌泉相报!”杨三泰挣扎着想起身致谢,但试了几下,竟没有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他不得不让刘三扶着,靠在土炕一侧的墙壁上,说出了这句知恩图报的老话。
吴安平故意道:“你觉得自己能报答我什么?”
杨三泰一怔,迎着吴安平的视线看了过去,见他实际根本没把自己这句话当回事,只觉脑子一热,一句话便几乎喊了出来:“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要是条汉子,话出口,就要钉得下起不回。先生若用得着,我宁愿舍出这条命,也总要报得先生的大恩。”
小七、小八还在车上睡,但小三、小四、小五却都在窝棚,早就被惊醒,听他把话说这么重,都吓了一跳,目光直在吴安平和杨三泰两人脸上打转。夏听白皱眉道:“年纪再小,也不能不知轻重,性命可是张口就能舍的?既提起你爹,可知他在九泉之下,是愿你死,还是愿你活?你若随口便把命丢了,又怎对得起你爹?”
杨三泰感到委屈,却又无力反驳,看看吴安平,又看看夏听白,眼泪便止不住淌下来,只是倔强地不肯出声。
吴安平倒有些动容道:“有志气就好!报答不报答,对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志气,相信总能成就一番事业,也不枉我费心医你一场。”
杨三泰固执道:“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吴安平不置可否,转过脸来对刘三道:“小三,你泰哥烧刚退,正该趁机多补充些体力,这样才好得更快。你给他冲一碗黑芝麻糊,稠一些。若觉得饿,便再熬些肉粥。等稍进些食,再服一次药,只是那小包的‘壹号’,暂时没必要用。”
小三答应一声,便示意小四和小五,和自己一起准备。
夏听白对吴安平道:“还有两三个小时就天亮,你一夜没合眼,还是趁机小睡片刻,不然上午没精神。”
吴安平待要点头,便听见窝棚外传来杂乱绵密的脚步声,于是对夏听白道:“这觉还真睡不成,还有事要办。”说着,不等夏听白询问,几步来到窝棚外,看了一眼四周,大声道:“你们做出决定了?”原来,骆春琴还有那中年人,已带着几百人到了郭三泰的窝棚外,显然有事发生。
那中年人应该是被公推为头领,见吴安平动问,遂上前几步,毅然道:“老爷,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和那几个丐头摊牌,绝不再受他们的控制。只要老爷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摆脱颠沛流离,有一日没一日的境况,再大的代价我们也愿意付!”
其实,丐头只控制着行乞者,与其他一些做工的人并无恩怨,但吴安平视他们为一个整体,所以都被卷了进来,无一例外。当然,这只是一次态度和决心的考验,应该不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丐头也只为求财,犯不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死磕。
吴安平大声道:“很好,只要你们能团结,有决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天光未亮,但黑暗中似乎弥散着无量希冀之光。他能感受到那种热切和期待,对这种情形深为满意,重申了自己的保证后,又问道:“你们当中,谁是领导者?”
有声音凌乱喊道:“郑大钧,骆春琴。”
吴安平已知道骆春琴是谁,但没听过郑大钧的名字,不过这并不难猜,便问那中年人道:“老哥,可是你叫郑大钧?”
那中年人低头道:“是我。大家非要推举我和春琴主事。”
吴安平鼓励他道:“主事就主事,只要诸事公平、公正、公开,凭老哥,再大的事也能主,不用担心搞不好。”又对骆春琴道:“有件事,你们最好现在就办。这里总共有多少人,其中上年纪的多少,正当年的多少,年少的又多少,男人多少,妇人多少,有手艺的多少,识字的多少,等等,这些都得统计出来,我才方便安排。”
骆春琴目光闪动道:“知道了,老爷!”
吴安平摇摇头,又大声道:“大家既然愿意听从我安排,这里我就先立一个规矩,此后再不许叫我‘老爷’。若放不开,便叫一声‘先生’;若放得开,便叫我‘大侄子’、‘大兄弟’都行;再不然,便叫‘老板’也行。总之,不要再叫‘老爷’,我听不得。”
“是的,先生。”见吴安平很郑重其事,郑大钧和骆春琴不敢不答应。
不过,骆春琴突然又说了一句:“先生,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吴安平失笑道:“失误,失误,竟忘了自报家门。我叫......黄启东......”
后面的夏听白“噗嗤”笑出了声,凑到吴安平耳边悄声道:“真难为你,竟想起用这个名字。”吴安平只觉耳朵一阵发痒,见光线昏暗,视线并不及远,突然转脸在夏听白唇边吻了一下。只一秒的接触,他便觉出夏听白的嘴唇温度骤而升高,然后便听到一句轻啐:“黄启东,你个小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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