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零章 风云上海滩(23)
{}晚上还有一章或两章,把因事没更的都补上。{}(免费小说请牢记
这件事与钱有关。
在革命军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就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至今年三月,援助总额累计已有三千万金卢布。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北伐,凭国民政府每月那点财政收入,也就勉强能支撑起行政开支,根本养不下多少军队,也打不起仗。
然而,国民政府窝在广东时,苏援加上自征财税,或许够用,但当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横扫南方,迅速攻占湘鄂闺赣苏淅皖七省,期间又大肆扩充军队,虽征税范围扩大,各方面开支却增长更多,这时苏联的援助虽还没停,但每月拨过来的那点款项,面对天文数字的支出,实际已是杯水车薪,远不如当初重要了。
在历史上,北伐被称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意思很简单,即是说北伐军事上是胜利的,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大革命浪潮虽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却又被国民政府继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牢固的稳定的中央权力。
这种局面下,国民政府虽看似掌握整个中国南方,但地方税收却流失严重,大部分都被各省实力派截流,上缴到中央的自然少之又少。然而,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很难想象其政权能够稳固,更何况,目下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唯一政府,面临的政治及军事挑战仍多,没钱的话,什么事都很难办,北伐不一定还能往下继续。
武汉的国民政府需要钱,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也需要钱,实际自双方对立趋于公开化与白热化后,已演变成谁能掌握财源,谁便更能掌握主动的局面。
武汉方面是左派当权,政策更具革命性”这在当前来说”实际也代表它更难以筹措财源,因为需要减税除捐。当然,捐税实际减没减,这很难说清楚,但由两湖流入中央的税款确实在直线下降,而且更可怕的是,过火的安民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乡村经济,经济一停滞,能收上的钱自然更少。但幸好还有金卢布,这使武汉方面虽捉襟见肘”但还未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蒋介石就差得多,如果找不到新财源,单凭武汉拨款及截流税收,只军费一项就能把他作难死。但恰在这时候,秉持列强意志的虞洽卿出现了。
北伐初期,英国实行强硬干涉政策,倾力扶持吴佩享,以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日本想利用奉系重组北京政府,造成至少独占北方的局面:美国则表面追随英国,实质观望”其如意算盘是:如果北洋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司时削弱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北伐向北发展,则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司时从革命阵营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后来,随着吴佩享、孙传芳被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英、日两国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变得和美国趋于类似。
去年冬天,虞洽卿的南昌之行,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虞洽卿既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经营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司时他又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匪浅,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自然是列强“面试。”蒋介石最合适不过的角色。蒋介石有心清党,无钱,与虞洽卿自然一拍即合”通过了列强的面试。
汉口及九江租界,被领导两地民众收回后,各国租界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但是列强绝不能放弃的”一旦放弃,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便很可能全部损失。而这时”对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国际银行家们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便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倾力绞杀中国革命。
从军事角度看,聚集在的英军有一牙七千多人,日军有四千多人,美军有三千五百多人,法军有两千五百多人,连司租界工部局的武装“万国商团…”及各类巡捕、军警等,全部加起来,列强在的武装共达三万多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列强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
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买办阶级出面,分裂革命阵营,并绞杀中国大革命。而此时中国买办阶级的最大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于是,列强透过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国董事福林登费信障,向虞洽卿等作出承诺,在完成绞杀大革命的行动后,可引中国资本家进入租界工部局,成为董事,并参加行政。
于是,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包括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休在内的市商业联合会,准备融资并与蒋介石接洽,要求其履行先前在南昌达成的合作协议。
三月二十九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代表团强调,应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而蒋介石也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
两天后,虞洽卿与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可以说,这一“财政委员会。”汇集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四月一日,的银行与钱庄,向蒋介石提供了三百万银元的财政援助,并达成了高达六千万银元的财援协议,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的最高境界,他们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六千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已拿到首期三百万”并且因他本就有清党之意,感觉随后的五千七百万也能拿到,绝不成问题。但恰在这时,吴安平突然从西北派来信使,非但提出了联合发行法币的建议,还提出若清党接受他的提议,不扩大,不无谓杀戮,便可使其三年在得到三乙银元。更让人动心的是,这三亿并非贷款,也与如联合发行法币应分予国民政府的钱款无关。
六千万和三亿,在蒋介石看来,自然都是画饼,但金融界首期的三百万,与吴安平首期的三千万,自然是天差地别。说实话,蒋介石其实对吴安平的提议很动心,没别的原因,他只是太缺钱了。
而且,蒋介石觉得西北的三亿与金融界的六千万”自己都能得到。很明显,吴安平其实认为国共必定决裂”而虞洽卿等人,也没有要求必须以杀戮来作为国共决裂的证明。如何清党由他决定,虽总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但只要手段缓和些,便能左右逢源,再得西北三千万银元,这也说不上多委屈。
至于,既然吴安平愿意与之为伍,便不如索性都抓起来”另与西北方面协商,全部送至西北关押,且看吴安平这个大资本家,对这些人是关是放,如何处置,又如何交代。而且这样做,对他拉拢国民党左派及中间派系”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大家都没撕破脸,更显示出他在清党之事上的宽容和无私。
当然,避免西北支持武汉”更是促使蒋介石倾向与吴安平联合的最主要原因。说到底,他毕竟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而只是有理想或说野心的政客,而政客,有时候是可以不讲原则的。
蒋介石虽已动心,但不是没有顾虑,而且其他人意见还未统一,他也不好立刻表明心思,想先拖延几天再说。他已看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绝不会反对,而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自然深知目前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他最多犹豫,也不会坚决反对。吴稚晖、蔡元培两位不好说服,但只要大家意见统一,形成决议,他们就算反对也只能遵从。
蒋介石是想拖延,也想左右逢源,但四月四日,上午他还轻易不发表意见,谁知中午两个小时休会时间一过,等下午会议要接着召开之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劝说起吴稚晖与蔡元培起来。
中午这两个小时,当然发生了一些事,但缘由却从上午而起。
蒋介石早知道这些银行家及企业家们,其实对他并不放心,但他完全没料到,在汪兆铭意外抵达后,因他在拜会这位汪主席时,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清党意见,而答应由其先与陈独秀协调,竟招致了这些人极大怀疑。
他们越来越弄不清楚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真实关系,担心将钱白白给了蒋介石,而达不到自己绞杀大革命、分裂国共的目的。于是,为求保险,他们另做了一件事。
昨天会后,宋子文没留在龙华镇休息,而是回了城内的窝所。但今天一早,他还未动身再赴龙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却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要求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为蒋介石偿还所谓的“贷款””提供一张书面担保。
之所以找宋子文,一来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二来因为宋家是当今名门,宋子文本身也享有很高声望。他若肯提供担保,就算蒋介石变卦,也不愁几千万大洋血本无归。
但是,此时宋子文还是一个坚定的武汉中央派,他如何肯为蒋介石向金融界的“私人贷款。”提供担保?这些人自然在他面前碰了钉子。宋子文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贸然决定。”为托辞,坚决拒绝签字,并最终摆脱这些人纠缠,驱车赶到了龙华镇参加会议。
蒋介石在宋子文身边广布耳目,立刻就得知了这一情况。对此,他自然十分恼怒,既愤恨宋子文的“愚忠””又对金融界试图挟制他深为不满。但在上午的会议上,他这些情绪并未带出来,一直控制得很好”虽然内心百转千转”但面上仍一片平静n
趁中午休会,蒋介石直接给虞洽卿打了个电话。虞洽卿的住所虞公馆在海宁路上,位于租界之内,他自然不方便去。
电话接通,双方稍作客气,蒋介石便不客气问道:“阿德哥,今天上午怎么回事?”。
这句话说的不清不楚,但虞洽卿却听得很明白,沉默半响道:“中正,凭你我的关系”也无需瞒你。当下的所谓革命,已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及本国工商业界的利益,构成切实威胁。很多人寄望于你,希望能由你出面,改变这一危险状况。为此,他们愿意向你提供大笔的财政援助。”。
“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与武汉那边的关奈始终纠缠不清,大家无法准确判断你的立场,许多人都担心”这几百数千万大洋,或许会打了水漂”非但解不了自己的困,反让自己更困上加困。大家之所以去找宋子文要个担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忧。中正,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支持,就必须表现得更坚决些,手段再狠些,这些我也好居中为你说话…………”。
蒋介石嘴角带出一抹讽刺的冷笑,但话语仍算恭敬:“阿德哥,我记下了…………”。
那边虞洽卿回道:“这件事别放在心上”我是相信你的,也劝了大家半天,但领头的是席家,我也没办法。我是没去,不过你也别怪罪席家,要知道,几百万几千万大洋可不是小数”谁都要谨慎些…………”。
“好的,我知道了……”随口又闲聊几句,蒋介石才把电话挂掉。
事情已经很清楚,这些金融家们正在向他施压”或者上午的事,就是他们演得一场戏”明知宋子文拒绝签字,结果还一起去找他。这其实不算什么,他完全可以绕开宋子文,与他们单独接触。事实上,他历史上本就是这么干的。
但那时他别无选择,现在嘛,可就不一定了。
这时,蒋介石自然而然想起了吴安平的许诺。与这位西北王提到的款项比,商界所能提供的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也突然想开了:以西北的实力,如果要牵制他,手段应有尽有,无论他当下接受还是拒绝吴安平的提议,其实自身都是一样处境。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还要拒绝呢?当然,如果金融界仍愿意提供财政支持,他自然也不会拒绝,但若再想凭此挟制他,就难免要吃些苦头了。
“席家?。”蒋介石轻哼一声道。
这个席家,是指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其在金融界的势力当真非比寻常,虞洽卿与之相比,根本不够看。
山海商业联合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银楼公会,而这一工会的代表人物便是席云生席家的人。事实上,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淅财阀休系中的顶梁柱,在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一八七四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自那时起至今,祖孙经历三代,但席家一直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的位置。
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钱庄号的拆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幕正甫司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梭卿在英国渣打银行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猎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老四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了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此后,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十三家外国银行的买办,而司时,他们更多的姻亲、司乡、司学,也在逐渐进入这一休系,于是,终于形成一个势力超级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司学,其大哥席德您则是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岳父,其他类似的关系还有许多。
而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业务的垄断,凭借与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及自家的雄厚财力,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休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了主要的股东。
可以说,整个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可见他们的力量有多强。
蒋介石在的交易所混过,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席家为何物,但作为民国当前最有声望的军政领袖,如果他在融资上无求于席家,那席家对他来说,就当真什么也不是。而今日金融界耍得这一手,关键并不在高明不高明而是他们料错了行市,以为蒋介石只能依靠他们,已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实际恰恰是,蒋介石的第二条路比他们那一条还宽。
更有意思的是,其实无论西北还是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财政支援,都是想直接或间接达到自己的意图,而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蒋介石权力的干涉就算他最终接受干涉,但心头却始终存着一口恶气。
而这口恶气,因原先只有买办这一个选择,自然无处发作。但现在选择项多了一个西北,而且他选了与西北合作,虽然对西北仍是发作不得,也无力发作但这口恶气却终于可以出了,而且目标很明确,那就是的金融界。当然,目下还不到这时候要先看吴安平对合作有无诚意,并且诚意有多大如果能大到让他不假外求,那下手也无妨了。
蒋介石暗下决心,日后定要给席家一个好看。席家自然料不到会有这等变化,但蒋介石其实也不知道,当初正是因为席家认为他值得支持,国际银行家才都对他投了信任一,接下来,这才有了虞洽卿上南昌的事。
在原本历史上,正因为有席家的支持,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但现在看,所谓的历史,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下定了决心,蒋介石的态度立刻大变。
下午的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明确提出了应与西北联合,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他便说服宋子文,接受了吴安平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提议。
联合发行法币之事,各有利弊,而且利处和弊处都很大,宋子文思索一晚,仍是难以抉择,蒋介石稍一推动,他便选定了立场,并决心在接下来与西北的协商中,为国民政府多争取些保障金融稳定的有利条款。但轮到吴稚晖和蔡元培,却没有那么好说服。虽然两人也知疏离西北的后果有多严重,但他们更认定,与西北联合的后果,对国民党来说,远比这更严重得多。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孔祥熙轮番上阵劝说,两人都始终不曾改变主意。
蒋介石无法可施,只能决定再缓一日,如明日两人还不司意,便直接所有人进行表决,将两人的意见忽略掉。但这时,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想为难吴安平一下,便在会议进行到中间休息时,招来吴安平派来的专使,将吴稚晖、蔡元培极力反对的事,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那专使虽不知他为何跟自己说这些,但还是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将这些消息通过设在松沪警备司令部的军用电台,传回了西峰解放军总部。
一小时后,回电传至,以吴安平署名。
内容其实很简单。吴安平向蔡元培、吴稚晖发出邀请,邀其明日上午至西峰一游,下午即回。当然,其间不免要借用北伐军在的临时机场,而他们那几架宝贝飞机就不需要,接蔡元培、吴稚晖的人,会驾驶西北的飞机由西峰直抵。
蒋介石看罢哑然。
传至吴稚晖、蔡元培手中,并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宋子文等都得知后,俱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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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与钱有关。
在革命军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就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至今年三月,援助总额累计已有三千万金卢布。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北伐,凭国民政府每月那点财政收入,也就勉强能支撑起行政开支,根本养不下多少军队,也打不起仗。
然而,国民政府窝在广东时,苏援加上自征财税,或许够用,但当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横扫南方,迅速攻占湘鄂闺赣苏淅皖七省,期间又大肆扩充军队,虽征税范围扩大,各方面开支却增长更多,这时苏联的援助虽还没停,但每月拨过来的那点款项,面对天文数字的支出,实际已是杯水车薪,远不如当初重要了。
在历史上,北伐被称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意思很简单,即是说北伐军事上是胜利的,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大革命浪潮虽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却又被国民政府继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牢固的稳定的中央权力。
这种局面下,国民政府虽看似掌握整个中国南方,但地方税收却流失严重,大部分都被各省实力派截流,上缴到中央的自然少之又少。然而,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很难想象其政权能够稳固,更何况,目下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唯一政府,面临的政治及军事挑战仍多,没钱的话,什么事都很难办,北伐不一定还能往下继续。
武汉的国民政府需要钱,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也需要钱,实际自双方对立趋于公开化与白热化后,已演变成谁能掌握财源,谁便更能掌握主动的局面。
武汉方面是左派当权,政策更具革命性”这在当前来说”实际也代表它更难以筹措财源,因为需要减税除捐。当然,捐税实际减没减,这很难说清楚,但由两湖流入中央的税款确实在直线下降,而且更可怕的是,过火的安民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乡村经济,经济一停滞,能收上的钱自然更少。但幸好还有金卢布,这使武汉方面虽捉襟见肘”但还未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蒋介石就差得多,如果找不到新财源,单凭武汉拨款及截流税收,只军费一项就能把他作难死。但恰在这时候,秉持列强意志的虞洽卿出现了。
北伐初期,英国实行强硬干涉政策,倾力扶持吴佩享,以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日本想利用奉系重组北京政府,造成至少独占北方的局面:美国则表面追随英国,实质观望”其如意算盘是:如果北洋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司时削弱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北伐向北发展,则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司时从革命阵营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后来,随着吴佩享、孙传芳被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英、日两国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变得和美国趋于类似。
去年冬天,虞洽卿的南昌之行,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虞洽卿既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经营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司时他又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匪浅,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自然是列强“面试。”蒋介石最合适不过的角色。蒋介石有心清党,无钱,与虞洽卿自然一拍即合”通过了列强的面试。
汉口及九江租界,被领导两地民众收回后,各国租界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但是列强绝不能放弃的”一旦放弃,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便很可能全部损失。而这时”对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国际银行家们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便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倾力绞杀中国革命。
从军事角度看,聚集在的英军有一牙七千多人,日军有四千多人,美军有三千五百多人,法军有两千五百多人,连司租界工部局的武装“万国商团…”及各类巡捕、军警等,全部加起来,列强在的武装共达三万多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列强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
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买办阶级出面,分裂革命阵营,并绞杀中国大革命。而此时中国买办阶级的最大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于是,列强透过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美国董事福林登费信障,向虞洽卿等作出承诺,在完成绞杀大革命的行动后,可引中国资本家进入租界工部局,成为董事,并参加行政。
于是,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包括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休在内的市商业联合会,准备融资并与蒋介石接洽,要求其履行先前在南昌达成的合作协议。
三月二十九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代表团强调,应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而蒋介石也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
两天后,虞洽卿与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可以说,这一“财政委员会。”汇集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四月一日,的银行与钱庄,向蒋介石提供了三百万银元的财政援助,并达成了高达六千万银元的财援协议,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银行家毕竟是商人的最高境界,他们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六千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已拿到首期三百万”并且因他本就有清党之意,感觉随后的五千七百万也能拿到,绝不成问题。但恰在这时,吴安平突然从西北派来信使,非但提出了联合发行法币的建议,还提出若清党接受他的提议,不扩大,不无谓杀戮,便可使其三年在得到三乙银元。更让人动心的是,这三亿并非贷款,也与如联合发行法币应分予国民政府的钱款无关。
六千万和三亿,在蒋介石看来,自然都是画饼,但金融界首期的三百万,与吴安平首期的三千万,自然是天差地别。说实话,蒋介石其实对吴安平的提议很动心,没别的原因,他只是太缺钱了。
而且,蒋介石觉得西北的三亿与金融界的六千万”自己都能得到。很明显,吴安平其实认为国共必定决裂”而虞洽卿等人,也没有要求必须以杀戮来作为国共决裂的证明。如何清党由他决定,虽总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但只要手段缓和些,便能左右逢源,再得西北三千万银元,这也说不上多委屈。
至于,既然吴安平愿意与之为伍,便不如索性都抓起来”另与西北方面协商,全部送至西北关押,且看吴安平这个大资本家,对这些人是关是放,如何处置,又如何交代。而且这样做,对他拉拢国民党左派及中间派系”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大家都没撕破脸,更显示出他在清党之事上的宽容和无私。
当然,避免西北支持武汉”更是促使蒋介石倾向与吴安平联合的最主要原因。说到底,他毕竟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而只是有理想或说野心的政客,而政客,有时候是可以不讲原则的。
蒋介石虽已动心,但不是没有顾虑,而且其他人意见还未统一,他也不好立刻表明心思,想先拖延几天再说。他已看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绝不会反对,而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自然深知目前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他最多犹豫,也不会坚决反对。吴稚晖、蔡元培两位不好说服,但只要大家意见统一,形成决议,他们就算反对也只能遵从。
蒋介石是想拖延,也想左右逢源,但四月四日,上午他还轻易不发表意见,谁知中午两个小时休会时间一过,等下午会议要接着召开之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劝说起吴稚晖与蔡元培起来。
中午这两个小时,当然发生了一些事,但缘由却从上午而起。
蒋介石早知道这些银行家及企业家们,其实对他并不放心,但他完全没料到,在汪兆铭意外抵达后,因他在拜会这位汪主席时,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清党意见,而答应由其先与陈独秀协调,竟招致了这些人极大怀疑。
他们越来越弄不清楚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真实关系,担心将钱白白给了蒋介石,而达不到自己绞杀大革命、分裂国共的目的。于是,为求保险,他们另做了一件事。
昨天会后,宋子文没留在龙华镇休息,而是回了城内的窝所。但今天一早,他还未动身再赴龙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却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要求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为蒋介石偿还所谓的“贷款””提供一张书面担保。
之所以找宋子文,一来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二来因为宋家是当今名门,宋子文本身也享有很高声望。他若肯提供担保,就算蒋介石变卦,也不愁几千万大洋血本无归。
但是,此时宋子文还是一个坚定的武汉中央派,他如何肯为蒋介石向金融界的“私人贷款。”提供担保?这些人自然在他面前碰了钉子。宋子文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贸然决定。”为托辞,坚决拒绝签字,并最终摆脱这些人纠缠,驱车赶到了龙华镇参加会议。
蒋介石在宋子文身边广布耳目,立刻就得知了这一情况。对此,他自然十分恼怒,既愤恨宋子文的“愚忠””又对金融界试图挟制他深为不满。但在上午的会议上,他这些情绪并未带出来,一直控制得很好”虽然内心百转千转”但面上仍一片平静n
趁中午休会,蒋介石直接给虞洽卿打了个电话。虞洽卿的住所虞公馆在海宁路上,位于租界之内,他自然不方便去。
电话接通,双方稍作客气,蒋介石便不客气问道:“阿德哥,今天上午怎么回事?”。
这句话说的不清不楚,但虞洽卿却听得很明白,沉默半响道:“中正,凭你我的关系”也无需瞒你。当下的所谓革命,已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及本国工商业界的利益,构成切实威胁。很多人寄望于你,希望能由你出面,改变这一危险状况。为此,他们愿意向你提供大笔的财政援助。”。
“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与武汉那边的关奈始终纠缠不清,大家无法准确判断你的立场,许多人都担心”这几百数千万大洋,或许会打了水漂”非但解不了自己的困,反让自己更困上加困。大家之所以去找宋子文要个担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忧。中正,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支持,就必须表现得更坚决些,手段再狠些,这些我也好居中为你说话…………”。
蒋介石嘴角带出一抹讽刺的冷笑,但话语仍算恭敬:“阿德哥,我记下了…………”。
那边虞洽卿回道:“这件事别放在心上”我是相信你的,也劝了大家半天,但领头的是席家,我也没办法。我是没去,不过你也别怪罪席家,要知道,几百万几千万大洋可不是小数”谁都要谨慎些…………”。
“好的,我知道了……”随口又闲聊几句,蒋介石才把电话挂掉。
事情已经很清楚,这些金融家们正在向他施压”或者上午的事,就是他们演得一场戏”明知宋子文拒绝签字,结果还一起去找他。这其实不算什么,他完全可以绕开宋子文,与他们单独接触。事实上,他历史上本就是这么干的。
但那时他别无选择,现在嘛,可就不一定了。
这时,蒋介石自然而然想起了吴安平的许诺。与这位西北王提到的款项比,商界所能提供的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也突然想开了:以西北的实力,如果要牵制他,手段应有尽有,无论他当下接受还是拒绝吴安平的提议,其实自身都是一样处境。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还要拒绝呢?当然,如果金融界仍愿意提供财政支持,他自然也不会拒绝,但若再想凭此挟制他,就难免要吃些苦头了。
“席家?。”蒋介石轻哼一声道。
这个席家,是指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其在金融界的势力当真非比寻常,虞洽卿与之相比,根本不够看。
山海商业联合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银楼公会,而这一工会的代表人物便是席云生席家的人。事实上,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淅财阀休系中的顶梁柱,在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一八七四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自那时起至今,祖孙经历三代,但席家一直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的位置。
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钱庄号的拆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幕正甫司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梭卿在英国渣打银行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猎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老四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了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此后,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十三家外国银行的买办,而司时,他们更多的姻亲、司乡、司学,也在逐渐进入这一休系,于是,终于形成一个势力超级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司学,其大哥席德您则是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岳父,其他类似的关系还有许多。
而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业务的垄断,凭借与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及自家的雄厚财力,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休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了主要的股东。
可以说,整个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可见他们的力量有多强。
蒋介石在的交易所混过,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席家为何物,但作为民国当前最有声望的军政领袖,如果他在融资上无求于席家,那席家对他来说,就当真什么也不是。而今日金融界耍得这一手,关键并不在高明不高明而是他们料错了行市,以为蒋介石只能依靠他们,已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实际恰恰是,蒋介石的第二条路比他们那一条还宽。
更有意思的是,其实无论西北还是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财政支援,都是想直接或间接达到自己的意图,而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蒋介石权力的干涉就算他最终接受干涉,但心头却始终存着一口恶气。
而这口恶气,因原先只有买办这一个选择,自然无处发作。但现在选择项多了一个西北,而且他选了与西北合作,虽然对西北仍是发作不得,也无力发作但这口恶气却终于可以出了,而且目标很明确,那就是的金融界。当然,目下还不到这时候要先看吴安平对合作有无诚意,并且诚意有多大如果能大到让他不假外求,那下手也无妨了。
蒋介石暗下决心,日后定要给席家一个好看。席家自然料不到会有这等变化,但蒋介石其实也不知道,当初正是因为席家认为他值得支持,国际银行家才都对他投了信任一,接下来,这才有了虞洽卿上南昌的事。
在原本历史上,正因为有席家的支持,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但现在看,所谓的历史,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下定了决心,蒋介石的态度立刻大变。
下午的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明确提出了应与西北联合,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他便说服宋子文,接受了吴安平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提议。
联合发行法币之事,各有利弊,而且利处和弊处都很大,宋子文思索一晚,仍是难以抉择,蒋介石稍一推动,他便选定了立场,并决心在接下来与西北的协商中,为国民政府多争取些保障金融稳定的有利条款。但轮到吴稚晖和蔡元培,却没有那么好说服。虽然两人也知疏离西北的后果有多严重,但他们更认定,与西北联合的后果,对国民党来说,远比这更严重得多。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孔祥熙轮番上阵劝说,两人都始终不曾改变主意。
蒋介石无法可施,只能决定再缓一日,如明日两人还不司意,便直接所有人进行表决,将两人的意见忽略掉。但这时,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想为难吴安平一下,便在会议进行到中间休息时,招来吴安平派来的专使,将吴稚晖、蔡元培极力反对的事,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那专使虽不知他为何跟自己说这些,但还是采纳蒋介石的意见,将这些消息通过设在松沪警备司令部的军用电台,传回了西峰解放军总部。
一小时后,回电传至,以吴安平署名。
内容其实很简单。吴安平向蔡元培、吴稚晖发出邀请,邀其明日上午至西峰一游,下午即回。当然,其间不免要借用北伐军在的临时机场,而他们那几架宝贝飞机就不需要,接蔡元培、吴稚晖的人,会驾驶西北的飞机由西峰直抵。
蒋介石看罢哑然。
传至吴稚晖、蔡元培手中,并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宋子文等都得知后,俱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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