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六章 注音
傍晚,李笠随意用完晚膳,拿起一本厚厚的字书(字典),翻看起来。
书页有些残破,很明显是翻过许多次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没有封面,整本书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出版物。
李笠一边看,一边呢喃着,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对字书上的字,进行“拼音”。
试图根据这本“字书初稿”上的内容,学习这个时代字音的“切音法”(反切法)。
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他实际上很不适应“古代”的反切法,总觉得有些违和。
加上古汉语里有不少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有出入,所以,这种违和感更强。
一切都在如今常用的反切法上。
此法,是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此字为“上字”。
再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此字为“下字”),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这就是反切法。
譬如“缓”字,以反切法来注音,就是:胡管切。
“缓”字的读音,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
又譬如“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按照反切法来给汉字注音,需要动用的汉字(上字和下字),大概在千余个,繁多,难记难用。
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拦路虎。
现在,训诂学权威顾野王,仔细研究了李笠“拼音法”的内容,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对原有的反切法进行改良。
改良之目的是去繁化简,把上下字简化为四百来个,而不是用闻所未闻的“拼音法”。
所以,初步改良后的反切法,相比原来的反切法,明显简化,为“简式反切法”。
熟练掌握四百字的读音,总比掌握一千多字的读音要容易些,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汉字进行反切注音,学起来也容易些。
但李笠不满意,他认为用四百余字来作为声母、韵母,还是太多了。
所以,顾野王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四百余上下字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简化。
现在的成果,已经把反切的上下字(声母、韵母)简化到三十八个:
声母字二十一个,韵母字十七个。
反切、拼音时,用的是“快拼”,即不讲究声母韵母的细节读音,快读、略过去就行了。
如此精简,李笠琢磨过后觉得效果很不错,只叹:专家果然是专家。
若是让他自己来弄“拼音法”,大概想破头都搞不出来切合实际的“拼音法”。
但是,这个三十八字“简式反切”方案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人士认为,过度简化上下字,如同饮鸩止渴。
为此,朝廷召开学术研讨会(结果都是地域歧视会),开了许多次,学者们吵来吵去吵出来的结果,是各方达成“妥协”。
妥协成果,是将“三十八字反切法”这极度简化的反切法,用于初学者“入门”,此为第一步。
等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极简反切法”,便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六十八字反切法”,此为第二步。
两步依次走,第一步,适合启蒙,以及扫盲班。
学习效果,只要掌握数百个常用汉字的读音就行,不仅能写、能认自己的名字,还能大概看懂通俗读物,譬如报纸上的新闻。
写信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可以读信,看懂信中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大概看懂官府榜文(前提是官府榜文内容直白、没有生僻字)。
第二步,是“进阶”,适合读书人深造,掌握各种生僻字的读音,能读出各类典籍上生僻字、异体字的正确读音。
这就是李笠对教育的构想,一分为二:扫盲教育,知识教育。
但构想是否切合实际,得看实践的结果。
李笠翻看着这本被他翻得有些残破的字书,看着上面构成的重点,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报告,对改进注音法信心满满。
改良后的简式反切注音法,已经在不少学堂试行,与传统的反切法教育进行比较。
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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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页有些残破,很明显是翻过许多次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没有封面,整本书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出版物。
李笠一边看,一边呢喃着,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对字书上的字,进行“拼音”。
试图根据这本“字书初稿”上的内容,学习这个时代字音的“切音法”(反切法)。
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他实际上很不适应“古代”的反切法,总觉得有些违和。
加上古汉语里有不少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有出入,所以,这种违和感更强。
一切都在如今常用的反切法上。
此法,是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此字为“上字”。
再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此字为“下字”),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这就是反切法。
譬如“缓”字,以反切法来注音,就是:胡管切。
“缓”字的读音,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
又譬如“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按照反切法来给汉字注音,需要动用的汉字(上字和下字),大概在千余个,繁多,难记难用。
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拦路虎。
现在,训诂学权威顾野王,仔细研究了李笠“拼音法”的内容,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对原有的反切法进行改良。
改良之目的是去繁化简,把上下字简化为四百来个,而不是用闻所未闻的“拼音法”。
所以,初步改良后的反切法,相比原来的反切法,明显简化,为“简式反切法”。
熟练掌握四百字的读音,总比掌握一千多字的读音要容易些,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汉字进行反切注音,学起来也容易些。
但李笠不满意,他认为用四百余字来作为声母、韵母,还是太多了。
所以,顾野王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四百余上下字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简化。
现在的成果,已经把反切的上下字(声母、韵母)简化到三十八个:
声母字二十一个,韵母字十七个。
反切、拼音时,用的是“快拼”,即不讲究声母韵母的细节读音,快读、略过去就行了。
如此精简,李笠琢磨过后觉得效果很不错,只叹:专家果然是专家。
若是让他自己来弄“拼音法”,大概想破头都搞不出来切合实际的“拼音法”。
但是,这个三十八字“简式反切”方案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人士认为,过度简化上下字,如同饮鸩止渴。
为此,朝廷召开学术研讨会(结果都是地域歧视会),开了许多次,学者们吵来吵去吵出来的结果,是各方达成“妥协”。
妥协成果,是将“三十八字反切法”这极度简化的反切法,用于初学者“入门”,此为第一步。
等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极简反切法”,便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六十八字反切法”,此为第二步。
两步依次走,第一步,适合启蒙,以及扫盲班。
学习效果,只要掌握数百个常用汉字的读音就行,不仅能写、能认自己的名字,还能大概看懂通俗读物,譬如报纸上的新闻。
写信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可以读信,看懂信中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大概看懂官府榜文(前提是官府榜文内容直白、没有生僻字)。
第二步,是“进阶”,适合读书人深造,掌握各种生僻字的读音,能读出各类典籍上生僻字、异体字的正确读音。
这就是李笠对教育的构想,一分为二:扫盲教育,知识教育。
但构想是否切合实际,得看实践的结果。
李笠翻看着这本被他翻得有些残破的字书,看着上面构成的重点,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报告,对改进注音法信心满满。
改良后的简式反切注音法,已经在不少学堂试行,与传统的反切法教育进行比较。
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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