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尔同销万古愁-至胡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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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差回来,看了老兄大笔写就的书评,十分感动。有一种冲动想约老兄出来喝一杯,在醉眼朦胧中寻找一种虚幻的现实。
《明》是我的第二篇习作,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作品。酒徒自认为写长篇的本事不大,却无可奈何的把它写成了长篇。随着剧情的展开,酒徒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越来越捉襟见肘。所以,到了现在,每章都成了“骨头架子”,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却没有细节的刻画,如果把细节一一展开,恐怕《明》会更长,那更是酒徒力所不及。
这不是借口与推脱,酒徒如果有时间、能力和胆量作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另一部作品,但是目前,酒徒依然是一个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求说实话的,不会有说实话而惹祸的危险,所以,酒徒在工作中自得其乐。
遗憾的是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觉得愧对读者的厚爱。
写《秦》时,酒徒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不足三万字的《秦》写完。写《明》时,二十万字却只用了半年。酒徒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要停一停,把以前的部分修改一下。
不过,能引发老兄这样的思考,酒徒还是要偷偷笑一下,无论你是否赞同的文中的观点,只要你想了,酒徒的目的已经达到。
本书结局很难写成喜剧,这可能让大多数读者失望,原因正如你想的“即便是成功地拉起了班底干革命,那胜利的又将是谁?是天下百姓?还是武氏王朝?即便武安国初衷不改,那他的步将呢?士兵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却都会有如许高的觉悟不想着去做一个荣宗耀祖的开国功臣,却宁愿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蚁民百姓同称一声“公民”?”。
如果将来武安国不当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要失去几乎所有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不当皇帝,就阻挡了别人当宰相和元帅的路,没有了希望,则不会有人和他同生共死。除了最初的几个生死兄弟,可能到头来身边没有更多的追随者。如果武安国当了皇帝,结局更是荒谬,他会发现自己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自己用强权推行社会变革时,已经推翻了自己的平等理想。
所以,酒徒写得非常辛苦,进退两难。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在酒徒虚构的时空中,资本已经开始萌芽,规模工业已经诞生。所以酒徒要冒险从西方“偷”来工业革命的引子,水力纺纱、织布机。只要武安国有本事活到这些“雕虫小技”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那一天,他的“催化剂”使命就已经完成。至于感化朱棣,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发展方向,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首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的武器绝对不是枪支!
兄台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我的看法是,官员学习数学,和数字化管理国家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有了一个量化的思维。当新的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量化管理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官员才不得不去适应。学习数学,只是为将来打一个基础。
关于侵略,其实在第十六章你已经可以看出,对外扩张,相当于武安国和朱元璋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北平的新兴阶层和朝廷的共同利益需求,所以,隐藏在底下的矛盾在共同目标面前,可以暂时不问。一旦共同目标完成或失去,矛盾就会露出水面。酒徒一直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水下作业”,水面上波澜不惊,水面下漩涡无数。所以本书中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只要到了那一点,就会顺理成章地结束,在结束时,才会让人想起开始。其实前文很多地方,朱元璋已经开始着手为以后做准备,在老谋深算的皇帝面前,无论是郭璞,武安国还是曹振,都是黄口小儿。我不能透漏太多的后面情节,但是,第一回合,武安国肯定会输,输得意想不到,并且无话可说。还是那句话,不要从道德上来评判事物,那样太简单,也太武断。没有正义,获胜的一方总是天使,因为他可以把对方随意地形容成魔鬼。
最后为自己的bug辩解一句,明初的岁入应该是四百万两左右,而不是四十万。
“百姓向你纳税,就等于买了你的保护,当政者收了税,相当于接受了保护百姓各项利益的契约,所以必需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外敌和不良官吏的侵犯,否则就是违约”,跟封建官僚谈社会契约,真的会有人认真在听他说话吗?
如果把这句话说给百姓听呢,百姓会不会明白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如果百姓手握着国家的命脉说,还我权力,封建官僚敢不认真听吗?
资本一旦开始成长,它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这个过程不仅贯串在酒徒的书中,而且贯串了人类发展的历史。
历史,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是非善恶,忠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情,才是信史。
酒徒
2004年5月2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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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差回来,看了老兄大笔写就的书评,十分感动。有一种冲动想约老兄出来喝一杯,在醉眼朦胧中寻找一种虚幻的现实。
《明》是我的第二篇习作,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作品。酒徒自认为写长篇的本事不大,却无可奈何的把它写成了长篇。随着剧情的展开,酒徒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越来越捉襟见肘。所以,到了现在,每章都成了“骨头架子”,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却没有细节的刻画,如果把细节一一展开,恐怕《明》会更长,那更是酒徒力所不及。
这不是借口与推脱,酒徒如果有时间、能力和胆量作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另一部作品,但是目前,酒徒依然是一个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求说实话的,不会有说实话而惹祸的危险,所以,酒徒在工作中自得其乐。
遗憾的是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觉得愧对读者的厚爱。
写《秦》时,酒徒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不足三万字的《秦》写完。写《明》时,二十万字却只用了半年。酒徒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要停一停,把以前的部分修改一下。
不过,能引发老兄这样的思考,酒徒还是要偷偷笑一下,无论你是否赞同的文中的观点,只要你想了,酒徒的目的已经达到。
本书结局很难写成喜剧,这可能让大多数读者失望,原因正如你想的“即便是成功地拉起了班底干革命,那胜利的又将是谁?是天下百姓?还是武氏王朝?即便武安国初衷不改,那他的步将呢?士兵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却都会有如许高的觉悟不想着去做一个荣宗耀祖的开国功臣,却宁愿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蚁民百姓同称一声“公民”?”。
如果将来武安国不当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要失去几乎所有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不当皇帝,就阻挡了别人当宰相和元帅的路,没有了希望,则不会有人和他同生共死。除了最初的几个生死兄弟,可能到头来身边没有更多的追随者。如果武安国当了皇帝,结局更是荒谬,他会发现自己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自己用强权推行社会变革时,已经推翻了自己的平等理想。
所以,酒徒写得非常辛苦,进退两难。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在酒徒虚构的时空中,资本已经开始萌芽,规模工业已经诞生。所以酒徒要冒险从西方“偷”来工业革命的引子,水力纺纱、织布机。只要武安国有本事活到这些“雕虫小技”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那一天,他的“催化剂”使命就已经完成。至于感化朱棣,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发展方向,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首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的武器绝对不是枪支!
兄台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我的看法是,官员学习数学,和数字化管理国家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有了一个量化的思维。当新的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量化管理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官员才不得不去适应。学习数学,只是为将来打一个基础。
关于侵略,其实在第十六章你已经可以看出,对外扩张,相当于武安国和朱元璋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北平的新兴阶层和朝廷的共同利益需求,所以,隐藏在底下的矛盾在共同目标面前,可以暂时不问。一旦共同目标完成或失去,矛盾就会露出水面。酒徒一直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水下作业”,水面上波澜不惊,水面下漩涡无数。所以本书中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只要到了那一点,就会顺理成章地结束,在结束时,才会让人想起开始。其实前文很多地方,朱元璋已经开始着手为以后做准备,在老谋深算的皇帝面前,无论是郭璞,武安国还是曹振,都是黄口小儿。我不能透漏太多的后面情节,但是,第一回合,武安国肯定会输,输得意想不到,并且无话可说。还是那句话,不要从道德上来评判事物,那样太简单,也太武断。没有正义,获胜的一方总是天使,因为他可以把对方随意地形容成魔鬼。
最后为自己的bug辩解一句,明初的岁入应该是四百万两左右,而不是四十万。
“百姓向你纳税,就等于买了你的保护,当政者收了税,相当于接受了保护百姓各项利益的契约,所以必需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外敌和不良官吏的侵犯,否则就是违约”,跟封建官僚谈社会契约,真的会有人认真在听他说话吗?
如果把这句话说给百姓听呢,百姓会不会明白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如果百姓手握着国家的命脉说,还我权力,封建官僚敢不认真听吗?
资本一旦开始成长,它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这个过程不仅贯串在酒徒的书中,而且贯串了人类发展的历史。
历史,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是非善恶,忠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情,才是信史。
酒徒
2004年5月2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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