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历史上真正的东北军
附录:历史上真正的东北军
因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一同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其前身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东三省,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及察哈尔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次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又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有叶剑英等人。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8月30日至10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1937年10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1942年8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8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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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一同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其前身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东三省,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及察哈尔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次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又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有叶剑英等人。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8月30日至10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1937年10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1942年8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8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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