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1
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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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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