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章 一些变化(1)
一八六章一些变化(1)
起出内加尔湖藏金后,西北拥有的黄金便接近四千吨。
如果西北施行金本位制,按照一比一发行纸币,那么四千吨黄金代表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十一亿英镑,二十六亿美元,五十三亿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换算,也差不多是五十多亿银元。虽然庞大,但算起来也只是西北几年的资金净流入量,似乎不该多高兴,但实际上不能这么比较,有这四千吨黄金做准备金,其实足以支撑上千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日本现在是实行金本位制的,一日元含金量为零点七五克,现在日本经济总量大概在两百亿美元上下,二十年前日本实行金本位制时,黄金储量还不到两百吨。由此看,如果不考虑实际生产力,而单纯以黄金货币衡量,其实西北的财富已只在英、美两国之下,只有这两国的黄金存量超过一万吨。
当然,黄金只代表纸面的财富,并不能代表国力,甚至也不能代表实际财富,但拥有巨量的黄金,在当前各国货币普遍施行金块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汇本位制等金本位制的前提下,只要利用好,无疑能迅速推动实际财富的增殖,进而大幅度提升国力。
但是,吴安平并不打算施行金本位制。
金本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由于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还是能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不过,正因为专门了解了金本位制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吴安平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经济危机横扫世界,为鼓励出口,各国争相将货币贬值,导致金本位制终于崩溃,直到二战后才重新确立。
吴安平再有本事,也无法与这样的历史大势对抗,明知金本位制即将暂时崩溃,他如何肯这时去插一脚浑水?而且,西北即便在这两年发展很大,也无法满足数千万民众的所有需求,而且暂时陇东集团生产也主要是供应西北所需,并不打算靠贸易盈利,贸易管制肯定会放开,西北也绝对会处于逆差地位,如果实施金本位制,将不可避免会带来黄金资产的流失。
现在没挖掘和捞取的黄金宝藏,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就算吴安平不去英美两国盗取黄金储备,想来用不多久,西北的黄金储量也能过万吨,不逊于英国和美国。这或许可以弥补黄金的流失,但问题是,黄金资产即便再过一百年,也是一国最重要最核心的储备,他觉得就算西北保有再多黄金,如非必要,还是紧紧攥着为好。
吴安平倾向于在西北施行信用货币制,也就是所谓的“法币”,其实现在通过西北建设银行发行的银元券,就是一种法币,因为西北和民国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有人怀疑吴安平是否有足够的本金兑换。其实,吴安平还真没有足够银元兑换,但西北充足的物资供应,已保证银行券不会贬值。说到底,这些银元券就是一种生产力货币。
发行法币,黄金并非没有用处,只要宣布发行银行必须储备一定比例的黄金,就能对法币构成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提振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后世的欧元就是这样做,虽然欧盟内部问题重重,但在多数人眼中,有黄金储备支撑的欧元,其货币价值要比肆意印刷的美元大,而这也是欧元一直升值的一个原因。
暂时来说,吴安平不会太关注出口问题,而是要准备培养出大批的中产阶级,使用各种手段来提振内需,以刺激工业生产。这方面的办法很多,尤其在这个年代,只要增发消费券以变相提高工资,然后强制消费并不断替换供应清单,就能达到刺激生产和提振内需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变相发钱,但钱对吴安平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不藏富于民还要它干什么?
结束贝加尔湖之行后,吴安平一面和夏听白在后世的大洋深处到处搜索沉船宝藏,一面就琢磨起货币改制的问题来。由于黄金暂时已足够用,所以探宝其实成为他和夏听白的两人探险或旅游,每天只抽出一两个小时就行,不再整日奔波于各地,也不会长时间在海底停留。
不过只要连续进行,该有的收获还是不会错过,目标水域再大,也总能探测完的一刻。
这样一来,吴安平在西峰的时间就多起来。他召集戚远山、姬奠川及从欧洲来的几位银行业专家,参考后世的方案资料和历史趋势,开始细致讨论如何发行法币的相关问题。这需要成立一家储备银行,将银行券的发行权从西北建设银行和西北工商银行收回,并确定采用哪种印制技术,和具体需要建立多大的黄金储备。
黄金的事吴安平已经和戚远山、姬奠川做了说明,当然数量和来历都有所隐瞒,而只是含糊说发现了一个宝藏,其中正有大量黄金。这大量具体是多少,也没交代清楚,要看需要多少,他才会露出口风。戚远山见怪不怪,姬奠川就算惊疑,也不好向吴安平追问,这件事就这么在小圈子传开,一些人陆续知道吴安平财力大增,都不免为之高兴。
为储存数千吨黄金,还有打捞起来的巨量珍贵宝物,吴安平又临时挖掘出几个秘库,从西峰储备库将之转移了进去。接下来,他准备在新疆建立一系列新城市,其中一个会是西北的金融中心,到时建好地下金库群,再将黄金及宝物移入。西峰并不是不好,但这种规划将能促进人们主动向新疆迁移,单靠行政命令不是不行,但多少不太合适。
夏听白除和吴安平每隔一日就进行一次探宝活动外,其他时间仍是在组织设备及物资采购,以朝八十年前的西北输运。不过,由于前阵在印度南部的额外收入,使得西北的粮食储量陡然倍增,只要罗家明那里的输入量不减,就足以额外支撑数百万人半年的消耗,所以夏听白暂停采购粮食,而是把这部分额度用在了棉花、大豆及作物种子上。
对机械设备的定制也有些变化,暂时集中到了工业机床及锻压机、液压机、水压机等大型设备,还有水泥、钢铁、电力、石化等重工业设备及机械上。另外就是特定型号的农业机械、机动车辆等的核心配件定制量特别大,这是吴安平特意交待的。北方重工如果全靠自产,短期内难以满足西北所需,所以必须再建设几个组装工厂,这样出货量就能骤增十倍。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就在货币改制刚刚有些眉目,在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之时,一个吴安平很想见却又不愿在这时见的人,突然来到了西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叫李大钊。
李大钊早已收到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的联名电报,但却一直没拿定主意要到西北来。对西北之行,他个人的意愿不说,共产国际方面就争论的很厉害。虽然由于吴安平对斯大林的攻击,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与其和解的建议,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应该让李大钊走这一遭,声称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人祸,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国军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国军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
这其实正和吴安平心意,但他没有让蒋百里和奉系专使签署什么协定,也没有发表什么联合通电,而只是口头达成默契。这样做的理由也好找,吴安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是只有等到完全解决绥远问题,才会考虑签署协议,实现北方的长治久安。
张作霖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只要吴安平答应不插手安国军和军的战事,他就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阎锡山的晋军同样也不敢再转头国民政府,就算其不参加对军作战,也是减轻了奉军背后的压力。张作霖可是早知道阎锡山有响应北伐之意,解放军现在算是镇住西北,使晋军根本不敢轻动。
当然,就算真签署协定,张作霖都不会深信,现在只是口头上一说,奉军和解放军又没有互信的基础,他当然还是会防备吴安平背后捅刀子,所以察其言观其行,他还要试探试探,挺进河南将会是一步好棋。另外,吴安平既然有意到奉系势力范围开办工厂,也多少说明一点诚意,条件好说,可以比日本人还优惠,只要他来,办得越多越好,牵制自然也就越大。
吴安平大概能料到张作霖的打算,因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不用费脑子琢磨,但他有他的打算,只要西北的势力渗入北方诸省,枪杆子硬、钱袋子沉、生财有道,就凭这三样就能将奉军瓦解掉。蒋介石的“银弹”战术用得最好,但吴安平既有“金弹”又刀把子硬,没理由输给蒋介石的。
但是,从张作霖的回复看,不管他诚意如何,但已经透露出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和厌恶,这倒让吴安平犹豫着,是应该加把火,还是最好暂时不要理会,留到最后再一起收拾。蒋百里的意思是,既然很有把握,那不妨留到日后算总账,如果这时趁风添火,很可能会有意外的变化发生,那反倒是麻烦。吴安平想了想,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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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出内加尔湖藏金后,西北拥有的黄金便接近四千吨。
如果西北施行金本位制,按照一比一发行纸币,那么四千吨黄金代表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十一亿英镑,二十六亿美元,五十三亿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换算,也差不多是五十多亿银元。虽然庞大,但算起来也只是西北几年的资金净流入量,似乎不该多高兴,但实际上不能这么比较,有这四千吨黄金做准备金,其实足以支撑上千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日本现在是实行金本位制的,一日元含金量为零点七五克,现在日本经济总量大概在两百亿美元上下,二十年前日本实行金本位制时,黄金储量还不到两百吨。由此看,如果不考虑实际生产力,而单纯以黄金货币衡量,其实西北的财富已只在英、美两国之下,只有这两国的黄金存量超过一万吨。
当然,黄金只代表纸面的财富,并不能代表国力,甚至也不能代表实际财富,但拥有巨量的黄金,在当前各国货币普遍施行金块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汇本位制等金本位制的前提下,只要利用好,无疑能迅速推动实际财富的增殖,进而大幅度提升国力。
但是,吴安平并不打算施行金本位制。
金本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由于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还是能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不过,正因为专门了解了金本位制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吴安平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由于经济危机横扫世界,为鼓励出口,各国争相将货币贬值,导致金本位制终于崩溃,直到二战后才重新确立。
吴安平再有本事,也无法与这样的历史大势对抗,明知金本位制即将暂时崩溃,他如何肯这时去插一脚浑水?而且,西北即便在这两年发展很大,也无法满足数千万民众的所有需求,而且暂时陇东集团生产也主要是供应西北所需,并不打算靠贸易盈利,贸易管制肯定会放开,西北也绝对会处于逆差地位,如果实施金本位制,将不可避免会带来黄金资产的流失。
现在没挖掘和捞取的黄金宝藏,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就算吴安平不去英美两国盗取黄金储备,想来用不多久,西北的黄金储量也能过万吨,不逊于英国和美国。这或许可以弥补黄金的流失,但问题是,黄金资产即便再过一百年,也是一国最重要最核心的储备,他觉得就算西北保有再多黄金,如非必要,还是紧紧攥着为好。
吴安平倾向于在西北施行信用货币制,也就是所谓的“法币”,其实现在通过西北建设银行发行的银元券,就是一种法币,因为西北和民国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有人怀疑吴安平是否有足够的本金兑换。其实,吴安平还真没有足够银元兑换,但西北充足的物资供应,已保证银行券不会贬值。说到底,这些银元券就是一种生产力货币。
发行法币,黄金并非没有用处,只要宣布发行银行必须储备一定比例的黄金,就能对法币构成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提振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后世的欧元就是这样做,虽然欧盟内部问题重重,但在多数人眼中,有黄金储备支撑的欧元,其货币价值要比肆意印刷的美元大,而这也是欧元一直升值的一个原因。
暂时来说,吴安平不会太关注出口问题,而是要准备培养出大批的中产阶级,使用各种手段来提振内需,以刺激工业生产。这方面的办法很多,尤其在这个年代,只要增发消费券以变相提高工资,然后强制消费并不断替换供应清单,就能达到刺激生产和提振内需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变相发钱,但钱对吴安平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不藏富于民还要它干什么?
结束贝加尔湖之行后,吴安平一面和夏听白在后世的大洋深处到处搜索沉船宝藏,一面就琢磨起货币改制的问题来。由于黄金暂时已足够用,所以探宝其实成为他和夏听白的两人探险或旅游,每天只抽出一两个小时就行,不再整日奔波于各地,也不会长时间在海底停留。
不过只要连续进行,该有的收获还是不会错过,目标水域再大,也总能探测完的一刻。
这样一来,吴安平在西峰的时间就多起来。他召集戚远山、姬奠川及从欧洲来的几位银行业专家,参考后世的方案资料和历史趋势,开始细致讨论如何发行法币的相关问题。这需要成立一家储备银行,将银行券的发行权从西北建设银行和西北工商银行收回,并确定采用哪种印制技术,和具体需要建立多大的黄金储备。
黄金的事吴安平已经和戚远山、姬奠川做了说明,当然数量和来历都有所隐瞒,而只是含糊说发现了一个宝藏,其中正有大量黄金。这大量具体是多少,也没交代清楚,要看需要多少,他才会露出口风。戚远山见怪不怪,姬奠川就算惊疑,也不好向吴安平追问,这件事就这么在小圈子传开,一些人陆续知道吴安平财力大增,都不免为之高兴。
为储存数千吨黄金,还有打捞起来的巨量珍贵宝物,吴安平又临时挖掘出几个秘库,从西峰储备库将之转移了进去。接下来,他准备在新疆建立一系列新城市,其中一个会是西北的金融中心,到时建好地下金库群,再将黄金及宝物移入。西峰并不是不好,但这种规划将能促进人们主动向新疆迁移,单靠行政命令不是不行,但多少不太合适。
夏听白除和吴安平每隔一日就进行一次探宝活动外,其他时间仍是在组织设备及物资采购,以朝八十年前的西北输运。不过,由于前阵在印度南部的额外收入,使得西北的粮食储量陡然倍增,只要罗家明那里的输入量不减,就足以额外支撑数百万人半年的消耗,所以夏听白暂停采购粮食,而是把这部分额度用在了棉花、大豆及作物种子上。
对机械设备的定制也有些变化,暂时集中到了工业机床及锻压机、液压机、水压机等大型设备,还有水泥、钢铁、电力、石化等重工业设备及机械上。另外就是特定型号的农业机械、机动车辆等的核心配件定制量特别大,这是吴安平特意交待的。北方重工如果全靠自产,短期内难以满足西北所需,所以必须再建设几个组装工厂,这样出货量就能骤增十倍。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就在货币改制刚刚有些眉目,在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之时,一个吴安平很想见却又不愿在这时见的人,突然来到了西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叫李大钊。
李大钊早已收到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的联名电报,但却一直没拿定主意要到西北来。对西北之行,他个人的意愿不说,共产国际方面就争论的很厉害。虽然由于吴安平对斯大林的攻击,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与其和解的建议,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应该让李大钊走这一遭,声称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人祸,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国军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国军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
这其实正和吴安平心意,但他没有让蒋百里和奉系专使签署什么协定,也没有发表什么联合通电,而只是口头达成默契。这样做的理由也好找,吴安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是只有等到完全解决绥远问题,才会考虑签署协议,实现北方的长治久安。
张作霖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只要吴安平答应不插手安国军和军的战事,他就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阎锡山的晋军同样也不敢再转头国民政府,就算其不参加对军作战,也是减轻了奉军背后的压力。张作霖可是早知道阎锡山有响应北伐之意,解放军现在算是镇住西北,使晋军根本不敢轻动。
当然,就算真签署协定,张作霖都不会深信,现在只是口头上一说,奉军和解放军又没有互信的基础,他当然还是会防备吴安平背后捅刀子,所以察其言观其行,他还要试探试探,挺进河南将会是一步好棋。另外,吴安平既然有意到奉系势力范围开办工厂,也多少说明一点诚意,条件好说,可以比日本人还优惠,只要他来,办得越多越好,牵制自然也就越大。
吴安平大概能料到张作霖的打算,因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不用费脑子琢磨,但他有他的打算,只要西北的势力渗入北方诸省,枪杆子硬、钱袋子沉、生财有道,就凭这三样就能将奉军瓦解掉。蒋介石的“银弹”战术用得最好,但吴安平既有“金弹”又刀把子硬,没理由输给蒋介石的。
但是,从张作霖的回复看,不管他诚意如何,但已经透露出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和厌恶,这倒让吴安平犹豫着,是应该加把火,还是最好暂时不要理会,留到最后再一起收拾。蒋百里的意思是,既然很有把握,那不妨留到日后算总账,如果这时趁风添火,很可能会有意外的变化发生,那反倒是麻烦。吴安平想了想,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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