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章 一些变化(2)
一八七章一些变化(2)
西北确实表现了诚意,在绥远不再咄咄逼人,明显减轻了对奉军的压力,而且对奉军进驻河南一事,也表现出理解,并没有将乱成一团的河南视作禁脔。不过,这诚意也是相对的,西北有自己的意图,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一点直到后来,张作霖才有所体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五万奉军入豫,进驻彰德,随后便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其声称入豫非为夺豫,而是要南下与军交战。奉军将领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其前锋于二月中旬在郑州黄河南岸实行渡河。
虽然吴安平并未发难,但吴佩孚南北两面受敌,只能坐困郑州。他的部属也不和他同心同德,豫中方面,郭振才通电欢迎奉军,宋振檀已受奉军委命,寇英杰早与张宗昌勾搭,只有豫南田维勤和魏益三还在他。所以,奉军入豫其实只要全力对付豫南即可。
靳云鹗是反奉的,因此才被吴佩孚免职,现在奉军正式对河南下手,因利害相关,他就由鸡公山跑到郑州去见吴佩孚,请求组织保豫军以打退奉军。吴佩孚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之辈,正因此才深恨冯玉祥,他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够朋友。
吴佩孚随便靳云鹗自己去打,但强调不能拿他的招牌扯旗。靳云鹗回到郾城组织了保豫军,自任总司令,随后魏益三通电响应。奉军既然撕破脸皮要进兵河南,自然不会留情。这样一来,河南倒先爆发了北洋的内战。
奉军三路出动,因渡河不易,遂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进攻中平。三月上旬,因见解放军无意插手为难,张作霖一面令张学良、韩麟春在河南指挥急进,一面将先前由吉林、黑龙江调来防备解放军的奉军调动,以担任后防。三路奉军同时进发,十五号就包围了郑州。
这中间有些趣事。
奉军先前用兵一向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被各地民众视为虎狼。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是两句话:“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拉巴子,而据说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但此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雇用民船人夫给钱痛快,沿途又严禁兵士需索及占住民房。
这样一来,河南百姓观感一新,也乐意为其服务。这主要出自张学良的提议,由于军北伐一路秋毫无犯,而解放军又大力推动为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军一较短长,想与解放军争雄北方,就不得不顺从民意。不能不说,这是吴安平绝对没想到的一个变化。
郑州被围,吴佩孚进退维谷。阎锡山正拼命想增加实力,以与解放军抗衡,便在这时给吴佩孚发电报,欢迎其入晋。但吴佩孚却不肯接受,他便挥泪离开郑州退往豫西,并在临行前下令,为奉军让出了京汉路。而此时,保豫军和奉军已打过一场恶战,靳云鹗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结果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吴佩孚从郑州移驻豫西巩县,以为跳出战争漩涡,不料张作霖对吴安平依旧不放心,要朝豫西发展以作防备,于是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郑州,愿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自然不肯去自投罗网,但经不住奉军夺防,本想退往南阳,这时“恰好”收到蒋百里的电报,略作考虑转而向西,经洛阳一路退到了新安。
奉军继续向西,沿途将吴佩孚的军队纷纷缴械,攻占洛阳后,又陈兵新安,向将战线一直向西推进到陕豫边界。但这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突然出现,在奉军头顶不住盘旋威慑。奉军也有飞机、坦克、重炮,张学良虽不愿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但到底年轻气盛,既没有与解放军交过手,便想做下尝试,于是调来十余家飞机,试图驱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
吴安平派战机编队进入河南,本来就不是打着息事宁人的主意,解放军飞行员早得到叮嘱,这时见奉军飞机“主动挑衅”,遂将前锋战机的性能完全展开,对其“被动还击”。结果自不用说,奉军的飞机虽都是买自欧洲各国,性能较苏式r-1侦察轰炸机要好,但飞行员却缺乏经验,十分钟不到,就有五架奉军飞机冒着浓烟栽入黄河,另有两架坠毁在滩地。
由于奉军架起机枪对空扫射,解放军飞行员虽不敢再低空盘旋,却轮番对奉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奉军由于以前的经验,料不到前锋战机的轰炸,与民国其他军阀部队飞机的轰炸大有不同,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虽然吴安平事先交代不要轰炸奉军的指挥所,但因张学良靠近观战,也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差点小命难保。
轰炸过后,解放军战机编队遂回返西安。张学良还未拿定主意,是否要再进攻新安,不料这时解放军另一队战机又莅临新安上空,同样在奉军阵地上空盘旋不休。张学良既心疼刚损失的几架飞机,又对解放军的轰炸心有余悸,便命奉军暂停攻击,转身回指挥所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在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因在西峰派有联络人,便发电报向吴安平询问此举何意,吴安平这时却没在西峰,不过蒋百里看过电报,便将吴安平早拟好的回电,让奉军联络人发回了北京。张作霖接到电报,见内容大致的意思是“奉军倍加小心,解放军同样不敢大意”,遂无奈向张学良下令,命其将豫西留作与解放军的军事缓冲区,而将奉军攻势转向豫南。
新安城前的事吴佩孚都看在眼里,他确实有些感叹。其实这时他已认败,不然也不会一退再退,虽然这是因无法再聚拢实力使然,但无奈的妥协也是妥协,一连串的失败已使这位曾意气风发群雄俯首的玉帅,变得灰心丧气起来。南阳还有忠于他的部队,但他自知其无法对抗军和奉军的夹击,遂通电张作霖,要把南阳让出,要求将于学忠的部队拉到新安、渑池一带,却没料于学忠这时已与张作霖有所联络,此事自然作罢。
就这样,本无法再支撑的吴佩孚竟然在豫西安定下来,而透过奉军攻豫,张作霖也明白了吴安平当前的底线在那里,遂全力调集奉军全力南下,单单让开了豫西。原来的历史上,军本会与西北军在河南会师,但西北军现在已瓦解,只有湖南的军在豫南独立支撑战局,一时间压力骤增,不得不转攻为守,以应付接下来北洋的反攻。
这种变化许多人都看在眼里,关心北伐进展的人,自然明白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异常凶险,战败的可能性很大,而要改变这种危局,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拉吴安平北伐,所以原本许多不想与西北妥协或分享权力的人,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和西北展开谈判。但国民政府这边的烂事一箩筐,正处于混乱状态,这件事就此拖延下来。
只有共产党对此念念不忘,虽已处危机之中,仍一意要维持局面,将北伐进行到底。所以国民党虽不愿接受西北这样更具威胁的势力加入国民政府,但共产党却试图说服吴安平放弃仇苏,加入北伐,并联手遏制越来越嚣张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的左派,对此也是乐观其成,毕竟联合政府、多党协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北方局势如此,对军有些不利,但在南方,军却高歌猛进。虽在孙传芳军队的交战中互有胜败,但只是稍有反复而已,孙传芳这时差不多已是和吴佩孚当初一样的悲惨。
军攻入浙江,先是在浙东赢得辉煌胜利,继而在二月中旬,又陆续攻占杭州、萧山、临安、余杭及杭州,兵锋所向,孙传芳的军队竟不能稍挡。同时,何应钦也率部由闽北出发,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与白崇禧在杭州顺利会师。
此时,孙传芳的局面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
其驻沪李宝章部,已向军输诚,同意将上海及沪、杭一线阵地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而驻沪海军也已改树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上海登陆;这时的上海,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正举行大规模罢工;另外,皖南孙军也已投诚军,安徽剩余孙军风声鹤唳,随时都有可能倒戈。
但是,孙传芳并未死心,仍欲保有江苏,以图反攻。军为及早消灭孙传芳残部,避免在张宗昌的陆军到达后,两面受敌,遂加快向苏、沪进军,陆续攻占溧阳、松江、吴江、苏州等地,将孙军一路击溃,迫近了上海外郊。列强曾试图阻挠,但军以硬对硬,终于使其屈服。军随进驻上海,并随后在闸北围歼了直鲁联军第八军。
平定淞沪之后,军即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除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一路势如破竹,全无抗手。至三月中旬,已将孙军残余和直隶军主力赶到江北,而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会攻南京的态势。虽然张宗昌、褚玉璞倾其全力,要助孙传芳守住南京,但情形一点都不乐观。
只要军攻占南京,可以说整个江南便落入国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北洋军和军的南北对峙。
张作霖的奉军实力虽说很强,装备精良,但军士气如虹,一样有着必胜的信心。但问题是,如果以南北论,吴安平的解放军也是北方军队,而且从战果看,实力不逊于奉军,所以解放军如果作壁上观还好,一旦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双方两败俱伤时趁火打劫,那无论对奉军和军都有倾覆之虞。
另外,奉军在河南也正倾力南下,已对豫南及鄂北的军形成战略优势,如果军抵挡不住攻击,两湖丢失的风险也很大。唐生智已将自己当做“湖南王”,他虽大肆扩充自己的直属第八军,但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拼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一心攻占南京,却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队。
军事方面的变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国民政府一边,更是变化纷杂,莫衷一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北伐之前其实就存在着三个阵营,以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共产党、苏联顾问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由于蒋介石有战败商团、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之功,又控制着国民军的军权,所以在三方阵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北伐开始时有八个军,分成两个主要军事集团:武汉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军为主。武汉由于有宋庆龄、邓演达、徐谦、汪精卫等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南昌军队战斗力较强,蒋介石又是总司令,后来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军事和财政上占优势。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纷纷清理内部的不可靠分子,争取中立者。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两方矛盾也很大。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之联合,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在西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问题很多,新情况不断涌现,如果找不到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共产党在西北的发展,还真不是很乐观。至于吴安平,虽确实属于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但其开明,能容忍各种异见,并且施政极受拥护,如果冒然与之决裂,反而会引发群众的不满。这时候,又该如何协调立场?
刘伯坚、宣侠父虽然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却极受重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要拔除吴安平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就必须先对其有所了解,而对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择东乃至陈独秀来说,也对原本能力超强的刘伯坚、宣侠父居然在西北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钊到西峰来,虽然主要是出自个人意愿,但很大程度也是觉察到,西北可能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影响,而从刘伯坚、宣侠父的表现看,似乎西北对共产党也有着一些特别意义。
无论大情势如何发展,变好或变坏,细想一下,似乎独有西北安居在这变化之外,也就是说,西北问题肯定会长期存在。现在的局势看不清摸不透,还不如到西北来,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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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确实表现了诚意,在绥远不再咄咄逼人,明显减轻了对奉军的压力,而且对奉军进驻河南一事,也表现出理解,并没有将乱成一团的河南视作禁脔。不过,这诚意也是相对的,西北有自己的意图,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一点直到后来,张作霖才有所体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五万奉军入豫,进驻彰德,随后便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其声称入豫非为夺豫,而是要南下与军交战。奉军将领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其前锋于二月中旬在郑州黄河南岸实行渡河。
虽然吴安平并未发难,但吴佩孚南北两面受敌,只能坐困郑州。他的部属也不和他同心同德,豫中方面,郭振才通电欢迎奉军,宋振檀已受奉军委命,寇英杰早与张宗昌勾搭,只有豫南田维勤和魏益三还在他。所以,奉军入豫其实只要全力对付豫南即可。
靳云鹗是反奉的,因此才被吴佩孚免职,现在奉军正式对河南下手,因利害相关,他就由鸡公山跑到郑州去见吴佩孚,请求组织保豫军以打退奉军。吴佩孚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之辈,正因此才深恨冯玉祥,他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够朋友。
吴佩孚随便靳云鹗自己去打,但强调不能拿他的招牌扯旗。靳云鹗回到郾城组织了保豫军,自任总司令,随后魏益三通电响应。奉军既然撕破脸皮要进兵河南,自然不会留情。这样一来,河南倒先爆发了北洋的内战。
奉军三路出动,因渡河不易,遂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进攻中平。三月上旬,因见解放军无意插手为难,张作霖一面令张学良、韩麟春在河南指挥急进,一面将先前由吉林、黑龙江调来防备解放军的奉军调动,以担任后防。三路奉军同时进发,十五号就包围了郑州。
这中间有些趣事。
奉军先前用兵一向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被各地民众视为虎狼。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是两句话:“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拉巴子,而据说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但此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雇用民船人夫给钱痛快,沿途又严禁兵士需索及占住民房。
这样一来,河南百姓观感一新,也乐意为其服务。这主要出自张学良的提议,由于军北伐一路秋毫无犯,而解放军又大力推动为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军一较短长,想与解放军争雄北方,就不得不顺从民意。不能不说,这是吴安平绝对没想到的一个变化。
郑州被围,吴佩孚进退维谷。阎锡山正拼命想增加实力,以与解放军抗衡,便在这时给吴佩孚发电报,欢迎其入晋。但吴佩孚却不肯接受,他便挥泪离开郑州退往豫西,并在临行前下令,为奉军让出了京汉路。而此时,保豫军和奉军已打过一场恶战,靳云鹗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结果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吴佩孚从郑州移驻豫西巩县,以为跳出战争漩涡,不料张作霖对吴安平依旧不放心,要朝豫西发展以作防备,于是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郑州,愿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自然不肯去自投罗网,但经不住奉军夺防,本想退往南阳,这时“恰好”收到蒋百里的电报,略作考虑转而向西,经洛阳一路退到了新安。
奉军继续向西,沿途将吴佩孚的军队纷纷缴械,攻占洛阳后,又陈兵新安,向将战线一直向西推进到陕豫边界。但这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突然出现,在奉军头顶不住盘旋威慑。奉军也有飞机、坦克、重炮,张学良虽不愿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但到底年轻气盛,既没有与解放军交过手,便想做下尝试,于是调来十余家飞机,试图驱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
吴安平派战机编队进入河南,本来就不是打着息事宁人的主意,解放军飞行员早得到叮嘱,这时见奉军飞机“主动挑衅”,遂将前锋战机的性能完全展开,对其“被动还击”。结果自不用说,奉军的飞机虽都是买自欧洲各国,性能较苏式r-1侦察轰炸机要好,但飞行员却缺乏经验,十分钟不到,就有五架奉军飞机冒着浓烟栽入黄河,另有两架坠毁在滩地。
由于奉军架起机枪对空扫射,解放军飞行员虽不敢再低空盘旋,却轮番对奉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奉军由于以前的经验,料不到前锋战机的轰炸,与民国其他军阀部队飞机的轰炸大有不同,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虽然吴安平事先交代不要轰炸奉军的指挥所,但因张学良靠近观战,也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差点小命难保。
轰炸过后,解放军战机编队遂回返西安。张学良还未拿定主意,是否要再进攻新安,不料这时解放军另一队战机又莅临新安上空,同样在奉军阵地上空盘旋不休。张学良既心疼刚损失的几架飞机,又对解放军的轰炸心有余悸,便命奉军暂停攻击,转身回指挥所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在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因在西峰派有联络人,便发电报向吴安平询问此举何意,吴安平这时却没在西峰,不过蒋百里看过电报,便将吴安平早拟好的回电,让奉军联络人发回了北京。张作霖接到电报,见内容大致的意思是“奉军倍加小心,解放军同样不敢大意”,遂无奈向张学良下令,命其将豫西留作与解放军的军事缓冲区,而将奉军攻势转向豫南。
新安城前的事吴佩孚都看在眼里,他确实有些感叹。其实这时他已认败,不然也不会一退再退,虽然这是因无法再聚拢实力使然,但无奈的妥协也是妥协,一连串的失败已使这位曾意气风发群雄俯首的玉帅,变得灰心丧气起来。南阳还有忠于他的部队,但他自知其无法对抗军和奉军的夹击,遂通电张作霖,要把南阳让出,要求将于学忠的部队拉到新安、渑池一带,却没料于学忠这时已与张作霖有所联络,此事自然作罢。
就这样,本无法再支撑的吴佩孚竟然在豫西安定下来,而透过奉军攻豫,张作霖也明白了吴安平当前的底线在那里,遂全力调集奉军全力南下,单单让开了豫西。原来的历史上,军本会与西北军在河南会师,但西北军现在已瓦解,只有湖南的军在豫南独立支撑战局,一时间压力骤增,不得不转攻为守,以应付接下来北洋的反攻。
这种变化许多人都看在眼里,关心北伐进展的人,自然明白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异常凶险,战败的可能性很大,而要改变这种危局,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拉吴安平北伐,所以原本许多不想与西北妥协或分享权力的人,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和西北展开谈判。但国民政府这边的烂事一箩筐,正处于混乱状态,这件事就此拖延下来。
只有共产党对此念念不忘,虽已处危机之中,仍一意要维持局面,将北伐进行到底。所以国民党虽不愿接受西北这样更具威胁的势力加入国民政府,但共产党却试图说服吴安平放弃仇苏,加入北伐,并联手遏制越来越嚣张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的左派,对此也是乐观其成,毕竟联合政府、多党协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北方局势如此,对军有些不利,但在南方,军却高歌猛进。虽在孙传芳军队的交战中互有胜败,但只是稍有反复而已,孙传芳这时差不多已是和吴佩孚当初一样的悲惨。
军攻入浙江,先是在浙东赢得辉煌胜利,继而在二月中旬,又陆续攻占杭州、萧山、临安、余杭及杭州,兵锋所向,孙传芳的军队竟不能稍挡。同时,何应钦也率部由闽北出发,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与白崇禧在杭州顺利会师。
此时,孙传芳的局面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
其驻沪李宝章部,已向军输诚,同意将上海及沪、杭一线阵地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而驻沪海军也已改树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上海登陆;这时的上海,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正举行大规模罢工;另外,皖南孙军也已投诚军,安徽剩余孙军风声鹤唳,随时都有可能倒戈。
但是,孙传芳并未死心,仍欲保有江苏,以图反攻。军为及早消灭孙传芳残部,避免在张宗昌的陆军到达后,两面受敌,遂加快向苏、沪进军,陆续攻占溧阳、松江、吴江、苏州等地,将孙军一路击溃,迫近了上海外郊。列强曾试图阻挠,但军以硬对硬,终于使其屈服。军随进驻上海,并随后在闸北围歼了直鲁联军第八军。
平定淞沪之后,军即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除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一路势如破竹,全无抗手。至三月中旬,已将孙军残余和直隶军主力赶到江北,而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会攻南京的态势。虽然张宗昌、褚玉璞倾其全力,要助孙传芳守住南京,但情形一点都不乐观。
只要军攻占南京,可以说整个江南便落入国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北洋军和军的南北对峙。
张作霖的奉军实力虽说很强,装备精良,但军士气如虹,一样有着必胜的信心。但问题是,如果以南北论,吴安平的解放军也是北方军队,而且从战果看,实力不逊于奉军,所以解放军如果作壁上观还好,一旦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双方两败俱伤时趁火打劫,那无论对奉军和军都有倾覆之虞。
另外,奉军在河南也正倾力南下,已对豫南及鄂北的军形成战略优势,如果军抵挡不住攻击,两湖丢失的风险也很大。唐生智已将自己当做“湖南王”,他虽大肆扩充自己的直属第八军,但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拼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一心攻占南京,却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队。
军事方面的变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国民政府一边,更是变化纷杂,莫衷一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北伐之前其实就存在着三个阵营,以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共产党、苏联顾问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由于蒋介石有战败商团、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之功,又控制着国民军的军权,所以在三方阵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北伐开始时有八个军,分成两个主要军事集团:武汉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军为主。武汉由于有宋庆龄、邓演达、徐谦、汪精卫等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南昌军队战斗力较强,蒋介石又是总司令,后来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军事和财政上占优势。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纷纷清理内部的不可靠分子,争取中立者。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两方矛盾也很大。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之联合,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在西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问题很多,新情况不断涌现,如果找不到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共产党在西北的发展,还真不是很乐观。至于吴安平,虽确实属于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但其开明,能容忍各种异见,并且施政极受拥护,如果冒然与之决裂,反而会引发群众的不满。这时候,又该如何协调立场?
刘伯坚、宣侠父虽然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却极受重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要拔除吴安平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就必须先对其有所了解,而对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择东乃至陈独秀来说,也对原本能力超强的刘伯坚、宣侠父居然在西北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钊到西峰来,虽然主要是出自个人意愿,但很大程度也是觉察到,西北可能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影响,而从刘伯坚、宣侠父的表现看,似乎西北对共产党也有着一些特别意义。
无论大情势如何发展,变好或变坏,细想一下,似乎独有西北安居在这变化之外,也就是说,西北问题肯定会长期存在。现在的局势看不清摸不透,还不如到西北来,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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